外交家顾维钧开创青岛回归之始(3)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在1月27日的会议上，日本代表牧野发表声明，要求德国政府无条件将山东租借地让出，暂时交给为攻占胶州湾付出“牺牲”的日本，以待将来“归还中国”。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这是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重大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应由第一代表团长陆征祥亲自参加。但陆征祥只会法语不会英语，而大多数与会代表只懂英语，这显然不利于各国代表了解事情真相，不利于取得各国代表的支持。其他代表或是不足以担此重任，或是为个人名利着想不愿意参加辩论，在这关键时刻，顾维钧站出来承担这副重担。针对日本的无理要求，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和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

　　顾维钧受命于危难，1919年1月28日，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他首先指出：“德国占领胶澳，本属不正当之事，今若不以归还主权所属之中国，而又以交还他国，岂非更添一个不正当事件。”紧接着他又从山东的历史、人种、宗教、风俗、语言、国防等关系入手，说明山东与其它种类的海屿完全不同，应令德国将所租青岛及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完全直接归还中国。他还援引和会已经接受的民族主义与领土完整原则说明，“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本全权认为交还青岛为公正圆满之一条件，若本会舍此采用他法，则本全权不得不认为谬误”。所以他提请大会应该“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并非常恳切地表明中国对和平的诚意。他的雄辩和堂堂正气，令四座惊叹。顾维钧答辩结束后，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美国总统威尔逊远远伸出手来，向他表示祝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英国外相贝尔福、美国国务卿兰辛等人也纷纷上前祝贺，称赞他的答辩是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堪称中国外交史上空前成功的演说。“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顾维钧的这句名言，被《费加罗邮报》等多家重要报纸引用。顾维钧轰动了整个巴黎。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顾维钧挫败日本代表之后，中国在和会上的命运被一举扭转了劣势。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

　　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

　　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后来顾维钧回忆道：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像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像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椅子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英国驻北京公使艾思顿（Beilby Alston）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当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时，尽管内部出现可悲的困难，中国却赢得了外国更多的尊敬；日本取得当时政治上的胜利，中国赢得道德上的胜利，并在赢得国际行政院席位时达到巅峰。”

　　拒签和约，在全国民众和和会代表的一致努力下终于成为现实。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综观以上这段历史发展的轨迹不难发现，关于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能有这样的结局，与顾维钧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抗争有直接的关系。在和会召开之前，他就自觉地把山东问题作为诉诸和会的主题进行积极的准备，并力劝政府抓住时机，收回失去的主权。在和会召开之后，他又主动地担当起交涉山东问题的主角，并灵活运用外交策略，使中国政府对山东问题的态度从“避而不谈”发展到“不得不谈”，并逐步使山东问题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焦点。最后，在关键时刻，他又能够顺从民意，力主拒签对德和约。当然，顾维钧作为一个外交官个体，纵使他再有出众的才华，也不能改变当时中国受列强欺凌的地位，但他能本着爱国天良，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国际舞台上据理力争，是十分可贵的。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

　　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以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为核心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能够以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并在国际舞台上，为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不懈的斗争。特别是顾维钧再次主动承担了与日本交锋的主要任务，与日本代表团进行了多次的具体的、实质性谈判。此间，无论中国政府的政策如何变化，也无论国际政治外交斗争如何复杂，也改变不了他一定要收回山东主权的初衷。他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使中国政府最终收回1898年被德国占领、1915年又被日本抢夺，被帝国主义国家直接控制23年之久的山东省主权。顾维均为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简介：王桂云，男，1932年4月生，原籍文登市，现居青岛市，原任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1992年离休，高级经济师，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山东省十大书香人家，社区公益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