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窃国有术（一）(8)

　　袁氏临死时，曾说：“他害了我。”有人认为这个“他”，就是指杨度。杨度也这样认为。他便在《挽袁世凯联》中写道：“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此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主旨是为自已倡导帝制进行辩护；说明当时仍然顽固地坚持反对共和的政治立场。当他遭到通缉时，又避居于青岛达一年半多。正在这时，他闻到恩师王闿运于1916年病逝，痛苦异常，写《挽王闿运联》云：“旷古圣人才，试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以此来吊唁恩师。同年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赠《挽黄兴联》云：“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一贯反对民主革命的杨度，而对民主革命的领袖黄兴如此推崇，这不能不说明，杨度的封建帝制思想已有所动摇。五日后，蔡锷在日本去世。赠《挽蔡锷联》云：“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表达他对蔡锷的敬意。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杨度在悲痛中写下了《挽孙中山联》云：“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说明杨度在当时已完全抛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成为民主革命派。

　　 杨度（1874—1931），湖南湘潭人。原名承瓒，字皙子，号有虎公、虎禅师、虎头陀等称。自嘲印名“帝制余孼”。室名悦庐.早年肄业衡山东洲书院，为王闿远门生。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杨度第一次留日是1902年4月至11月，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学科速成班。在此期间，他与该班主持人嘉纳治五郎就中国教育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在留学生中发生很大的影响。与黄兴、陈天华等交游，但主张不同，倾向于君主立宪，同时与黄兴、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同年11月回国，二十九年（1903）以四川总督锡良荐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初试名列一等一名，复试时，被参为革命党，指为康梁余孽，遭清廷查拿，为避难，逃匿上海，再次东渡日本，这是.他第二次留日，是1903年8月至1907年10月，曾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班学习。在此期间，他广泛结交留日学生，被推选为留日学生联合会会长。他曾与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会晤，但在思想上始终坚持君宪救国论。1904年被推任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尔后主编《中国新报》。发表《金铁主义》说，后与梁启超来往日密，主张君主立宪。在反对日政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斗争中，主张以合法手续交涉，反对学生罢课回国，引起留学生公愤。1905年10月，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途经日本，受随员熊希龄特委，为五大臣草拟介绍各国立宪情况的报告。1907年以侯选郎中着四品京堂侯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任提调。又与薛大可创办《中国新报》，鼓吹君主立宪。同年又与方表等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自任会长，与谭延闿等在长沙成立湖南宪政公会，又在北京设宪政公会本部，任常务员长，依附袁世凯，成为国内立宪派著名人物。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为大纲中君权特重的规定辩护，遭舆论抨击。1910年奏请速开国会并赦用梁启超。次年皇族内阁成立，任统计局局长。辛亥后，在袁政府任学部副大臣。旋奉旨开缺，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主张停战及协议政体，未几，宣告解散。旋与黄兴函电商讨南北议和，并被袁派为北方议和代表参赞。1913年发起组织研究宪法委员会，为袁氏独裁张目，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同年12月奉委督办汉口建筑商场事宜。1915年由他领衔，与严复、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组成筹安会，自任理事长，策划恢复帝制，发表《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帝制失败后，曾被通缉。避居青岛，一度向佛。1917年丁巳复辟时，曾在天津发出通电反对。被特赦后，杨度结束了“东奔西逃”的生活，回到北京，过44岁生日时，题写了一幅自命不凡、语带狼狈、牢骚满腹的《自寿联》云：“开天辟地，先盘古十日而生；东奔西逃，享民国七年之福。” 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之祠记》。不是上海人，对杜月笙没有直接的印象，可是从看到的文字中（这些文字都是近四五十年的作品），对杜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可是在杨度的笔下，杜氏非常像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人物。言“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慕其风”。“凡利民之务，如兴学、设医、救灾、恤贫诸举，辄捐巨金以为倡导”。“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总之，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不知道是杨度是出何种想法。在他思想转变后，1922年后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和李大钊建立起关系。李大钊被捕后，曾多方设法营救，为筹款营救李大钊，杨度除拿出全部积蓄的几万块大洋外，还将自己在北京的住宅“悦庐”，一座四合院格局的房屋，仅作价 四千五百块大洋卖掉，几乎全部用在营救李大钊及抚恤烈士遗属上。

　　1928年梁启超病逝，他有《挽梁启超联》云：“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说明自己的思想有飞跃，即从信仰君主立宪转向信仰共产主义。对梁的文才倾倒备至，但对梁的政治立场和节操不无微词。1929年移居上海，同陈赓参随着交往日深，杨度渐渐觉得这个小同乡的信仰竟与李大钊相同。一天，他不揣冒昧地问陈赓：“你大概是共产党派来的吧?”陈赓先是微微一惊，旋即镇定地说：“不错，我的确是一名共产党员！”杨度对陈赓的率直已在意料之中，他平静地说：“不瞒你说，早年我在与李守常先生交往时，一方面听到了他讲及你们的理想和观点，另一方面我自己也认真地读过一些你们的书。恕我打个比方，我觉得你们的共产主义在很多方面与佛学中释迦牟尼的‘无我’、‘救苦’、‘救难’的宗旨是相通的。所以，外界的人一直对我变卖家产，倾力营救李大钊、接济他的遗属想不通，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认为你们的思想是可行的，与我十几年来潜心钻研的佛学并不相悖，而且较之中山先生的理论更实际、更适合中国国情。能为李守常先生和他的遗属尽得一点力，我觉得很值！很值！”　陈赓听完杨度此言，惊讶无比。他竟未想到，这个曾力主君主宪政的人竟然还有这样的想法。他原来猜想杨度倾力营救李大钊，或许纯粹出自与李大钊的私人感情。但照此看来，杨度的所作所为不但是一种自觉的行动，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自觉！他心里慨叹，杨度的确非一般人所能揣度！　陈赓立即将杨度的这一情况向周恩来如实作了汇报。周恩来听罢，也不觉唏嘘慨叹！。同年，在上海，经周恩来的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秘密工作，参加中国互济会及其它进步团体，并参加左翼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1年9月17日，杨度病逝于上海。终年57岁，著作辑为《杨度集》。他在去世前几天，向家人表答的《自挽联》云：“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向党派去同他联系的人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出葬时，周恩来曾临祭送葬。1986年在上海万国公墓为他建新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