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与广东的绿林好汉

　　绿林好汉也接受了新知识、新观念

　    1911年6月20日的《香港华字日报》以“佛山匪徒之示两则”为题刊登了两件绿林好汉的告示：

　    头等剪发衔、特联革党会党兼管为水陆土寇大王孙为出示晓谕：前经毁拆各捐股份奸商之铺户、机房、屋宇，亦以甚为众同胞甘心悦意。今事过之后，岂有本镇四衙官差、巡警与及劣绅，竟将愚民无辜冤枉害，杀错数人。着议凡我党友、会友、众同胞串齐，先焚西衙，大杀官绅、巡警官长，一概尽行诛戮，以除受患务然。各会党社友，同心协力，与冤情杀死之人报仇泄恨，不论诸色人等，一体知悉毋违。特示。

　    国民军起，出师堂堂。建立国民（按：原文如此），光复家邦，不设帝王。地方自治，公举贤良。大军所到，无扰民房，秋毫无犯，安堵如常。凡我汉人，切勿惊慌。父老兄弟，联保村乡。如有资财，助我军粮。如有热心，请从戎行。圩市闾里，洋务教堂，一切事业，无得毁伤，不遵纪律，严照军章。普告同胞，迩勿彷徨。中国大汉会众启

　    绿林好汉一般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告示的文句不通并不奇怪，但意思是清楚的。第一件告示模仿官府告示的格式，看来执笔的“匪徒”颇有一些幽默感。这位“水陆土寇大王孙”不知是何人，当时珠三角地区著名绿林头目并没有姓孙的，这位“大王”自称姓孙，很可能是想暗示与孙中山有关系。

　    告示所提到拆毁奸商房屋的事件，发生在1911年6月5日。当时清政府因财政困难，开征各种苛捐杂税，其中一种是酒捐。广东的捐税，很多采取商人承包的方式，由一批商人组成包税公司向官府“承饷”，按规定的数目上交，多余的就是公司的利润。因为征税必须以一定的强制手段，所以，出头包税者多为有势力的绅商。包税公司为谋取更多的利润各出奇招，吃亏的是小商贩和一般消费者。而且，这些地头蛇在征税时往往会使用暴力、刁难勒索，民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会起而反抗，当时把这类事件称之为“闹捐”。

　    据报道，在事发的那天，有“匪徒”数百人拥至酒捐永康公司，把房屋捣毁，再把入股该公司的绅商多人的房屋、商店拆毁甚至焚烧。事后广州官府得报，派兵增援，佛山的官绅才搜捕闹事者，抓住几个人“就地正法”。“闹捐”是由苛捐杂税以及浮收勒索引起，参与者当然不会全部是盗匪，但这种群众的起事，组织者多是会党、绿林一路人物，迄今也没有发现多少同盟会发动群众闹捐的史料。其时清朝的军警腐败已极，对敢于带头闹事、敢于武力反抗的盗匪往往避之则吉，事件过后就抓、杀几个跟着起哄，甚至完全无辜的百姓向上司交差。而这种行径又更激起下层居民的愤恨。所以，告示就向“同胞”发出呼吁，希望他们今后一起参加进一步的造反行动。

　    后面的四言告示，明显受到同盟会的影响，但又不像是“纯正”的革命党人所为。这些绿林好汉是否与革命党人有联络，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不过，广东的会党、绿林好汉一直是孙中山和他的同志积极发动的对象，绿林好汉接受革命党的口号也是不足为怪的。

　    革命党人亦重视发动绿林会党

　    清朝中叶以来，广东都以盗匪众多著称，到了清末，无论官方文书还是社会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广东盗风，甲于天下”。革命党人郑贯公在香港的《广东日报》（1904年8月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说贼》的文章，里面说到“今日广东，贼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盗贼“如其结大团体，振其绝大目的，以反对异族、洗我同胞之耻为义务”，那么他们就是“黄帝之贤子孙”。郑贯公的言论很能反映革命党人对绿林好汉的期望。而部分广东的绿林好汉，耳濡目染，也接受了一些新知识、新观念。

　    20世纪初年在香山、新会一带活动、号称“海上天子”的盗匪头目林瓜四，被清朝官吏诱捕后解往广州，《广东日报》1905年3月20日题为《林瓜四亦能谭新名词》的新闻，报道了林瓜四在拘押所的情况。因为林是大盗，所以狱卒给他加上手镣脚镣，林对狱卒笑着说：“真野蛮真野蛮！一具足矣，此时我尚能逃脱乎？中国人若将制造此等刑具心思，以制造枪械，则不难雄长万国，何至今日如此贫弱，我又何至为盗哉！惜乎第知自残同种，而不致胜于外人也。”据称“林言语举动，颇为娴雅，且满口新名词，对人剌剌不休，无非自由平等等语，绝无粗鄙之言”。第二天报纸报道了林瓜四受凌迟处死的情景：“当林闻定凌迟刑时，自愕道：‘吾始知一刀矣，今有此种弄法耶？’然临刑时，面色毫无惧容。”这些具有反抗的精神，又有使用武器的经验，还有一定的组织网络和从事秘密活动的方法的绿林好汉，对于在士、农、工、商中都没有深厚的基础革命党来说，无疑是很现成的起义先锋队。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亲自发动较大规模的反清起义有十次，其中八次在广东举行（有两次在钦州、廉州，现该两地属广西），多数以会党、绿林人物为主力。

　    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革命党人在实践中认识到会党、绿林的缺陷，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新军。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过，也要看到，孙中山很早就注意策反清朝的军队，广东的革命党人在清朝军队中发展组织的工作也曾颇有成效，但自1908年巡防营“保亚票”被破获以及1910年庚戌新军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在广东军界中已很难进行活动。黄花岗起义由一批留学生出身的职业革命者冲锋陷阵，在辛亥革命史上可说是特例。武昌起义以后，胡汉民等人“对于粤省发难策略，独注重绿林会党方面”，因为难有其他办法。

　    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朱执信等人特别重视珠三角的盗匪，“因其有犀利的军火，是以当时广东民军的首领，多是绿林好汉，如李福林、陆兰清、陆领等，无一不是绿林出身，其所统带之民军，是三合会员及土匪参半”。

　    革命党人也向绿林好汉提供新式武器。例如，有些绿林首领就从革命党人处获得当时称为“利器”的驳壳枪。所谓驳壳枪，是德国制造的毛瑟C96型半自动手枪及其改进、仿制产品，在中国也称自来得手枪、盒子枪。这种手枪具有携带方便、可连续发射、射程较远、火力较猛、装弹较多等优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一支驳壳枪在欧洲也值5英镑，折合25美元。由于价格昂贵，其时清朝军队装备也极少。1908年初，广东著名绿林头目李福林持孙中山的介绍函到香港，香港同盟会负责人冯自由赠给他一支驳壳枪，李得枪大喜，对人说：“某次各江绿林大会，各出其武器相示。独陆兰清有驳壳枪一枝，称为全省第一，此后当不使阿兰专美于前。”此后，还有不少绿林好汉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驳壳枪，大大增强了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