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与广东的绿林好汉(2)
辛亥革命网 2011-07-13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邱捷 查看：
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岐在镇压了黄花岗起义后说过：
广东近日匪情，实与寻常会匪不同……寻常会匪，闻拿拘捕所用者，耰锄棘矜，否则旧枪钝械而已。粤省则地接港澳，军火之取携甚便，又有革党为之接济，凡七响十响、无烟手枪、无烟马枪，匪党无一不备，利器远过官军。
革命党人朱执信、胡毅生以及孙中山的大哥孙眉，都是同盟会联络广东会党、绿林的关键人物。有时，这些受革命党发动的绿林好汉在起事时有非常好的表现。1911年4月28日，即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第二天，一批受革命党人发动的绿林好汉由陆领等人的率领在顺德乐从按计划起事（他们不知道广州的起义已经失败）。上海《申报》1911年5月8日的报道说：
乱党不特不伤人，并出有安民告示……又闻乱党在乐从起事时，秋毫无犯，对于巡警亦无嫉视，所有酒米店皆派人看守，不准居奇，其举动甚为奇异。迨初三日（按：5月1日）十二点钟，在佛山败后复回乐从圩，将前日早晚膳二百七十余席酒菜银，一概向原店清结，又将起事时所夺该圩巡警枪支一一点还清楚，乃各散去。吁！亦异矣！
全国报纸都报道了关于“乱党”在佛山、乐从起义时秋毫无犯的新闻，这与当日报纸大量报道清朝官兵在镇压黄花岗起义以及清乡时扰民害民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为革命党人赢得不少政治分。
受革命党人影响的“土党”
乐从起事是朱执信等人直接策划的，打的是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旗，看来军费也比较充裕，所以没有发生抢劫这类事情。但革命党人不可能有效控制分散在广东各地的会党、绿林，即使发动他们起事，也未必能提供足够的军费，为了生存，这些人必然还要继续抢劫、打单、勒收行水。有的并未受到同盟会发动的盗匪也打出了革命的旗号。这就使广东的社会陷于极度动荡之中。
1911年8月26日，上海《时报》刊登了一封广州商界致粤籍华侨的公开信，其中说道：
乃自三月二十九以后，四乡群盗，面目改变，日益猖獗。其曾附革党者者固托革党以自豪，其未附革党者亦冒革党以相吓；于是闹捐毁抢者曰革党也，立堂打单者亦曰革党也。虽革党未必有此不义之举动，然匪徒利用乱后时机，毒害人群，所在皆是。
本文开头抄录的两件佛山“匪徒”的告示，正好做这段话的注脚。
当时，社会上多数人心目中“纯粹”的革命党人，是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过学的知识分子，这些打着革命党旗号的会党、绿林，就被称之为“土党”。1911年11月7日，即广东“独立”前两天，广州《震旦日报》发表“本馆论说”（相当于社论）《土党之势尤烈于革命军》，其中说道：
夫土党宗旨，或未若革命军之纯粹；土党之人格，或未若革命军之高尚……记者乃谓其势尤烈于革命军……今粤省土党，虽无坚甲利兵，江固江大等兵舰，似可大施其威力，然各属土党蜂起，则官军陆驰水逐，战不胜战亦防不胜防，然即使能以坚船利炮击散之，而党势如水，灭于此而兴于彼。
这些像水一样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土党”，在乡村地区同清朝的官兵、士绅的武装较量，互有胜败，但因为清朝整个统治机器已经烂透了，所以，到了辛亥革命高潮来到时，清朝官府对乡村地区已经失去控制。武昌起义后，主持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胡汉民、朱执信等人，仍把发动会党、绿林作为军事计划的主要内容。
据台湾学者蒋永敬的《胡汉民先生年谱》所载，胡汉民是10月29日才从越南西贡起程赴香港，然后同朱执信等人决定全省民军大举，向广州进逼。11月9日，广州宣布光复，其时已有数以十万计的民军发动起来。革命党人在乡村地区并没有进行过艰苦细致、深入下层的工作，当时也没有什么先进的通讯工具，那么，革命党人是用什么办法在短短几天内发动如此数量巨大的民军呢？如果我们知道当日广东有大量接受了革命党人影响的“土党”（尽管他们未必真的同革命党有联系），那么，这种情况就不难理解了。
（邱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