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以后的旗人命运
辛亥革命网 2011-07-20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戴迎华 查看：
在清代，旗人恃俸饷为生，享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多种特权，是清政府恩养的特殊群体。辛亥革命以后，旗人历史命运深刻改变。
社会生活的失序
辛亥以后，旗人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破。为图生存，旗人被迫乔装打扮，四处逃散。西安满城被攻破之时，“所有满人，潜逃一空”。太原驻防男女老幼原额1500余人，驻防城被攻破以后，旗民多数散居四乡，“在城者男女老幼共计三百余口”。京师旗人也逃往各地，其中不乏众多皇族。1911年11月6日的《申报》报道说：“京师满人得保定失守消息，连日向秦皇岛进发，闻秦皇岛目下已有五千余人”，未逃走的“旗民大半改易西装寄宿东交民巷使馆内”。此外，“京师满人纷给巨资托庇外人宇下，自三百、千金至万余金不等。”旗产在战乱中也多有损失。杭州驻防光复后，民军拟恢复旗营工艺传习所，“以资生计”，但“封存杂物半被窃去”。自杭州驻防缴械归附，民军派军人严密保护旗产，后改派各区巡警防护，但“冒名搜查掳抢骚扰，指不胜屈，甚且有结队抄抢、白日搬掳者。”（《申报》1911年11月27日）
辛亥时期，部分旗营的损毁极为严重。以江宁驻防为例，旗营在辛亥战火中大部分被毁。据记载，“辛亥光复时，民军入城，虽已布告安民，而旗人惶恐奔窜，或效愚忠，以火燃药，同殉于将军署。于是骤猜忌，不无焚毁，原有房屋，十九被毁。民元以还，佃农分耕，几同荒野。”（万国鼎：《南京旗地问题》，第2页）
自光复始，旗人俸饷开始愆期。光复时期，各地民军对于旗民的生活虽有所考虑，但均为短期行为。例如，在荆州，军政府允诺给予旗民中极困苦者“恩饷”六个月，但因“财政支绌”，“迁延”数月，终未及时发放。南方有些驻防仅给予三个月左右的俸饷，例如四川军政府则给每名旗兵三个月的俸饷。广州旗民在光复后，由军政府发给恩饷三个月，每月发放三千元，三个月后自谋生计。京口旗营也仅发三个月口粮以资生活。京旗俸饷的发放一直优于各直省驻防，北洋时期亦然。除了米饷仅发两年以外，京师八旗饷银的发放断断续续持续至1924年左右。总的来说，自民国初年至民国十一、二年间，是一个逐步递减的过程。民国一、二年间，京师八旗俸饷的支放基本得到了保障，民国四、五年间，京师旗营的发放已常常愆期，但经各营及值年旗屡加催促，饷银通常可以在每月月底得以解决和支放。
民国六年以后，京师旗饷虽然开始减成，但各旗营饷银有所发放的情况是存在的。如，1920年8月份镶黄旗蒙古骁骑营弁兵饷银发放数为2379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镶黄旗满洲蒙古都统载涛检送官兵饷银米粮清册咨文——1917至1920年》，陆军部，全宗号1011，案卷号1944）。不过总的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
辛亥革命以后，旗人社会身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清末以来的“排满”风潮影响了旗人生活的种种方面。民国初年，社会上普遍存在着针对旗人的歧视和偏见现象。在求职过程中，旗人备尝苦涩，如在一些机关，前来求职的旗人常被淘汰。而在学校里，也出现了汉族学生、教师甚至学生家长歧视满族学生的情况。在民族歧视的政治氛围下，许多旗民一方面为求自保，另一方面不得不顺应“五族共和”的历史潮流，主动选择冠姓、更名、易籍，即冠以汉姓，脱离旗籍，加入民籍。
旗民生计的筹划
1912年2月，南北和议达成，《清室优待条件》出台，其《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规定旗人与汉人平等，并强调筹划八旗生计。
北洋时期，针对旗民生计恶化与旗民普遍贫困的状况，各地程度不等地开展了一些旗民生计筹划与旗民救济的具体工作，主要有：
开办旗民工厂和慈幼院等相关机构。民国时期，既有的一些旗民工厂继续开办。京师地区，首善工艺厂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旗人工厂，吸纳了一定数量的旗丁。除了首善工厂和两个宗人府工厂，京城还开设了接济贫困旗人的孤儿院、养老院以及粥厂等慈善机构，香山慈幼院就是其中的一个。香山慈幼院供养着数百旗籍儿童，还另设有附属小学校，教养贫困旗民子弟。辛亥以后，各直省驻防陆续开办了一些旗民工厂和教养机构。如，1912年12月15日，南京善后工艺厂开业，工艺厂以旧都统府为基址，初次接受男女工人200余人，小学生100余人。其中，“男工学造革货、竹货，女工学习织布，每日给工资银八分。”（《申报》，1912年12月18日）。民国以后，南京还开设了教养院和养济院。教养院主要对学龄旗民儿童实施教养，养济院主要收留老弱病残旗民。其中，后者在1912至1925年间常年收容、救济一定数量的旗民。陕西等其他地方也设立了养济工厂教养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