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襄助与冲突：辛亥革命中的黄兴和孙中山(2)

　　贰 与孙中山联手创立同盟会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经宫琦寅藏、杨度、程家柽等人介绍，结识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湘籍革命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迅速组成了中国同盟会。

　　7月7日，孙中山在返日途中写信给新加坡革命党人陈楚楠，说他去日本是为了“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有论者因此说孙中山这次是为了组织一个大的革命团体，并说程家柽等百余人前往迎接。

　　事实上，孙中山到达横滨当天，宋教仁和程家柽在东京宫琦家中饮酒，直到晚上6点多钟告辞时，都没得到孙中山“船抵横滨”的消息。日本警视厅的档案中记载，孙中山那天在横滨上岸后，只身住进一家旅馆中，并未有人欢迎。

　　数日后，孙中山才得以结识宫琦所说的“非常的人物”黄兴，开始了同盟会的筹备活动。此时离7月30日召开同盟会筹备会，只有四五天时间，而距同盟会正式成立，也不到一个月。

　　既没有明确的组党计划，对留日学生的状况又不太了解的孙中山，结识黄兴之后，如此迅速地组成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党，的确是个奇迹。筹备过程中，孙中山主张取名为中国革命党，黄兴认为此名一出，党员行动不便，经讨论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的组建过程中，黄兴几乎在每个重要环节都起了关键作用。

　　叁 质问焦达峰“何故立异”？

　　同盟会主要成员是受反清革命思潮影响的留日学生，盟誓之后就是同盟会会员了。会员可不与组织保持联系，不受任何纪律约束，可以随意参加其他组织，进退出入，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

　　其领导成员和骨干分子，反清排满的革命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在如何进行革命、革命地点如何选择、革命经费如何筹集、经费如何使用等问题上却矛盾重重。要维持这样一个松散的团体极不容易。

　　1907年，刘公、孙武、焦达峰、邓文翚、张百祥等百余人，不满意同盟会在南部边陲组织起义的方略，在东京另组共进会，拟联合内地会党，策动长江流域起义。

　　共进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人权”为宗旨，采取会党组织形式，订立山、水、堂、香暗号，并于各省设分会，分会负责人即为起义后之都督，所定旗帜为九角十八星旗。黄兴不赞成他们的分裂做法，质问焦达峰“何故立异”？

　　1910年初著名革命党人章太炎、陶成章等在东京重组光复会总部，黄兴也表示反对。

　　肆 孙中山的专制跋扈

　　作为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也有专制跋扈的时候。在光复会独树一帜的当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就舍弃了同盟会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党，同盟会的十六字誓词也改为“同心协力，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 

　　不久，孙中山回到东京，谭仁凤要求孙中山改良党务，宋教仁也为此事前去拜访孙中山。出乎意料的是，孙中山却告诉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问孙中山何以有如此说法？孙中山回答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谭人凤是年纪最长又十分耿直的同盟会员，当场批驳孙中山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

　　面对质疑，孙中山无话可说，表示日后再议。由于同盟会内部各种矛盾的积聚，从1907年到1909年，革命党人内部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倒孙风潮”。

　　伍 第一次“倒孙风潮”

　　第一次因经费分配问题引发。1907年2月日本政府劝令孙中山离境，馈赠日元5000元，股票商铃木也赠款1万日元，孙中山用1000元举行告别宴会，只留给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社2000元，其余悉数带走。

　　章太炎时任《民报》主编，认为总理不该只给这样少的钱，而自己带走巨款。他指责孙中山私用革命同情者的款捐，是“出卖民报”。几个月后，孙中山策划的广东潮、惠起义均告失败，章太炎又得知孙中山托人从日本购买的军械都是一些破旧的东西，因而要求同盟会代理庶务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章太炎的要求得到了东京许多同盟会骨干的支持。

　　刘揆一拒绝召开特别会议，他写信给陪同孙中山的胡汉民，建议他劝孙中山向本部引咎道歉，遭到孙中山的拒绝。刘揆一又将情况辗转告诉在外策划起义的黄兴。

　　黄兴得到消息，即日复函称：“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以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会众遂欣然安之。”第一次倒孙风潮得以平息。

　　陆 二次倒孙风潮与旗式之争

　　1909年初，曾经担任《民报》主编的陶成章到新加坡向孙中山索要3000元《民报》印刷费，未有结果；请孙中山介绍他去筹款，也未答应。陶成章顿生恶感，联络南洋的同盟会员李燮和等八人，起草了一份《公启》，提出“孙文罪状十四条，善后办法五条”，要求改组同盟会，撤销孙中山的总理职务。

　　陶成章带着这份《公启》到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黄兴出面拒绝召开同盟会本部会议，拒绝散发《公启》。并与谭仁凤、刘揆一联名写信给孙中山，指出陶成章等人的错误，同时又“将公函详细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化解了这场激烈的“倒孙风潮”。  黄兴对孙中山也是有看法的，1907年初，他们因讨论国旗的图式发生激烈的争论。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又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而倾向于象征社会主义的井字旗。孙中山指责用井字旗有复古倾向，声言“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

　　孙中山听不进不同意见，黄兴十分不快，“欲退会断绝关系”。宋教仁日记认为旗式之争不过是一个小问题，只是触发点，其根源在于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后来黄兴冷静下来，写信给胡汉民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余今为党为大局，已勉从先生意耳。” 两次倒孙风潮，同盟会的领导骨干都拥护黄兴作总理，而黄兴自己却始终在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