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襄助与冲突:辛亥革命中的黄兴和孙中山(2)
辛亥革命网 2011-07-22 00:00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郭汉民 查看:
贰 与孙中山联手创立同盟会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经宫琦寅藏、杨度、程家柽等人介绍,结识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湘籍革命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迅速组成了中国同盟会。
7月7日,孙中山在返日途中写信给新加坡革命党人陈楚楠,说他去日本是为了“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有论者因此说孙中山这次是为了组织一个大的革命团体,并说程家柽等百余人前往迎接。
事实上,孙中山到达横滨当天,宋教仁和程家柽在东京宫琦家中饮酒,直到晚上6点多钟告辞时,都没得到孙中山“船抵横滨”的消息。日本警视厅的档案中记载,孙中山那天在横滨上岸后,只身住进一家旅馆中,并未有人欢迎。
数日后,孙中山才得以结识宫琦所说的“非常的人物”黄兴,开始了同盟会的筹备活动。此时离7月30日召开同盟会筹备会,只有四五天时间,而距同盟会正式成立,也不到一个月。
既没有明确的组党计划,对留日学生的状况又不太了解的孙中山,结识黄兴之后,如此迅速地组成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党,的确是个奇迹。筹备过程中,孙中山主张取名为中国革命党,黄兴认为此名一出,党员行动不便,经讨论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的组建过程中,黄兴几乎在每个重要环节都起了关键作用。
叁 质问焦达峰“何故立异”?
同盟会主要成员是受反清革命思潮影响的留日学生,盟誓之后就是同盟会会员了。会员可不与组织保持联系,不受任何纪律约束,可以随意参加其他组织,进退出入,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
其领导成员和骨干分子,反清排满的革命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在如何进行革命、革命地点如何选择、革命经费如何筹集、经费如何使用等问题上却矛盾重重。要维持这样一个松散的团体极不容易。
1907年,刘公、孙武、焦达峰、邓文翚、张百祥等百余人,不满意同盟会在南部边陲组织起义的方略,在东京另组共进会,拟联合内地会党,策动长江流域起义。
共进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人权”为宗旨,采取会党组织形式,订立山、水、堂、香暗号,并于各省设分会,分会负责人即为起义后之都督,所定旗帜为九角十八星旗。黄兴不赞成他们的分裂做法,质问焦达峰“何故立异”?
1910年初著名革命党人章太炎、陶成章等在东京重组光复会总部,黄兴也表示反对。
肆 孙中山的专制跋扈
作为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也有专制跋扈的时候。在光复会独树一帜的当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就舍弃了同盟会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党,同盟会的十六字誓词也改为“同心协力,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
不久,孙中山回到东京,谭仁凤要求孙中山改良党务,宋教仁也为此事前去拜访孙中山。出乎意料的是,孙中山却告诉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问孙中山何以有如此说法?孙中山回答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谭人凤是年纪最长又十分耿直的同盟会员,当场批驳孙中山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
面对质疑,孙中山无话可说,表示日后再议。由于同盟会内部各种矛盾的积聚,从1907年到1909年,革命党人内部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倒孙风潮”。
伍 第一次“倒孙风潮”
第一次因经费分配问题引发。1907年2月日本政府劝令孙中山离境,馈赠日元5000元,股票商铃木也赠款1万日元,孙中山用1000元举行告别宴会,只留给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社2000元,其余悉数带走。
章太炎时任《民报》主编,认为总理不该只给这样少的钱,而自己带走巨款。他指责孙中山私用革命同情者的款捐,是“出卖民报”。几个月后,孙中山策划的广东潮、惠起义均告失败,章太炎又得知孙中山托人从日本购买的军械都是一些破旧的东西,因而要求同盟会代理庶务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章太炎的要求得到了东京许多同盟会骨干的支持。
刘揆一拒绝召开特别会议,他写信给陪同孙中山的胡汉民,建议他劝孙中山向本部引咎道歉,遭到孙中山的拒绝。刘揆一又将情况辗转告诉在外策划起义的黄兴。
黄兴得到消息,即日复函称:“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以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会众遂欣然安之。”第一次倒孙风潮得以平息。
陆 二次倒孙风潮与旗式之争
1909年初,曾经担任《民报》主编的陶成章到新加坡向孙中山索要3000元《民报》印刷费,未有结果;请孙中山介绍他去筹款,也未答应。陶成章顿生恶感,联络南洋的同盟会员李燮和等八人,起草了一份《公启》,提出“孙文罪状十四条,善后办法五条”,要求改组同盟会,撤销孙中山的总理职务。
陶成章带着这份《公启》到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黄兴出面拒绝召开同盟会本部会议,拒绝散发《公启》。并与谭仁凤、刘揆一联名写信给孙中山,指出陶成章等人的错误,同时又“将公函详细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化解了这场激烈的“倒孙风潮”。 黄兴对孙中山也是有看法的,1907年初,他们因讨论国旗的图式发生激烈的争论。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又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而倾向于象征社会主义的井字旗。孙中山指责用井字旗有复古倾向,声言“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
孙中山听不进不同意见,黄兴十分不快,“欲退会断绝关系”。宋教仁日记认为旗式之争不过是一个小问题,只是触发点,其根源在于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后来黄兴冷静下来,写信给胡汉民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余今为党为大局,已勉从先生意耳。” 两次倒孙风潮,同盟会的领导骨干都拥护黄兴作总理,而黄兴自己却始终在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