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激荡:立宪与革命思潮竞相涌动

辛亥革命网 2011-08-05 00:00 来源:大河报 作者:朱金中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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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袁世凯是个河南人,但有两个湖南人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两个湖南人,一个叫杨度,一个叫宋教仁。

  杨度是立宪党的领袖,主张君主立宪;宋教仁是革命党的骨干,主张共和体制。

  杨度和宋教仁都在日本留过学,和孙文、黄兴都是至交。但在政治轨道上,两个人的轨迹不仅背道而驰,而且有点此起彼伏的味道。

  从日本回国后,杨度在北京搞立宪、联络官绅,忙得不亦乐乎;宋教仁则在上海写文章、宣传共和,也忙得不亦乐乎。武昌首义后,作为袁世凯的代表,杨度渡江与革命党和谈,和宋教仁再次相逢。

  此后,二人分道扬镳。宋教仁以袁世凯的政治对手身份出现,大搞政党活动,终于在国会大选中率领国民党获得多数,达到人生的政治顶峰;而此时,大家都一致以“帝师”另眼相看的杨度则悄无声息,不仅不给袁世凯这位大总统帮忙,反而冷嘲热讽,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动作。

  峰回路转,宋教仁上海车站遇刺身亡,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杨度则活跃起来,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发起筹安会,力主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最终在一片痛骂声中去世,临终前大呼“杨度误我”!而“国人皆曰可杀”的杨度,则被列为惩办祸首名单第一位,躲入租界避难。

  宋教仁身亡,杨度名裂,袁世凯身亡而名裂。

  历史就是这样纠结。

  探索创新,湖湘大地人才辈出

  翻阅中国近代史,我们不难发现,杨度,湖南湘潭人;宋教仁,湖南桃源人;黄兴,湖南人;蔡锷,也是湖南人。上溯历史,从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到谭嗣同,也都是湖南人。

  湖南人为什么这么牛?

  湖南人的支撑力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是湖湘地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全国普遍存在,而异于其他的,是独树一帜的湖湘文化。

  宋代以后,中原儒学南下,成为湖湘文化的思想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

  湖湘文化既有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同时又有荆楚人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因此,在“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的近代,湖南人敢于创新、探索,一直领中国风气之先。

  湘军崛起也成为湖湘文化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曾国藩一手创建的湘军不仅仅镇压了太平天国,更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湘军大多为湖南百姓,参军为的是保境和吃饷——湘军军饷高于绿营兵,且有破城之后大掠三日的“潜规则”——每一次战后,湘军都能把大把的银子运回家乡,电影《投名状》就对这进行过描述。

  湘军解散后,十几万湘勇回乡,他们或经商跑码头,或置地起屋,更多的湘人有了送子读书的经济条件,这在战乱不断的中国是少见的。湖湘文化有了经济的支撑,得以加速发展,并与西方文明碰撞,湖南自此眼界大开,人才辈出。

  以《辞海》为例,其记录的“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籍人士有44人,居全国之首。

  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早年有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到了张之洞总督两湖后,两股政治思潮在湖湘大地乃至海内外竞相搅动,一个是从谭嗣同、唐才常到杨度一脉相承的维新、立宪思潮,另一个是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为代表的革命思潮。

  这两种思潮都有各自的市场,也都以立宪救国为宗旨。由于近代留学兴起,两种思潮从国内蔓延到海外,明争暗斗,可谓近代最为耀眼的两股政治势力。

  天生奇才,杨度深受大儒器重

  杨度是个很传奇的人物,早年学国学,留日后鼓吹君主立宪,晚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度是湘军后人。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了湘军悍将李续宾部。杨度的父亲在家务农,但对子女教育很舍得投资,杨度的弟弟杨钧和妹妹杨庄都很擅长诗文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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