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激荡：立宪与革命思潮竞相涌动
辛亥革命网 2011-08-05 00:00 来源：大河报 作者：朱金中 查看：
引子
袁世凯是个河南人，但有两个湖南人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两个湖南人，一个叫杨度，一个叫宋教仁。
杨度是立宪党的领袖，主张君主立宪；宋教仁是革命党的骨干，主张共和体制。
杨度和宋教仁都在日本留过学，和孙文、黄兴都是至交。但在政治轨道上，两个人的轨迹不仅背道而驰，而且有点此起彼伏的味道。
从日本回国后，杨度在北京搞立宪、联络官绅，忙得不亦乐乎；宋教仁则在上海写文章、宣传共和，也忙得不亦乐乎。武昌首义后，作为袁世凯的代表，杨度渡江与革命党和谈，和宋教仁再次相逢。
此后，二人分道扬镳。宋教仁以袁世凯的政治对手身份出现，大搞政党活动，终于在国会大选中率领国民党获得多数，达到人生的政治顶峰；而此时，大家都一致以“帝师”另眼相看的杨度则悄无声息，不仅不给袁世凯这位大总统帮忙，反而冷嘲热讽，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动作。
峰回路转，宋教仁上海车站遇刺身亡，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杨度则活跃起来，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发起筹安会，力主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最终在一片痛骂声中去世，临终前大呼“杨度误我”！而“国人皆曰可杀”的杨度，则被列为惩办祸首名单第一位，躲入租界避难。
宋教仁身亡，杨度名裂，袁世凯身亡而名裂。
历史就是这样纠结。
探索创新，湖湘大地人才辈出
翻阅中国近代史，我们不难发现，杨度，湖南湘潭人；宋教仁，湖南桃源人；黄兴，湖南人；蔡锷，也是湖南人。上溯历史，从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到谭嗣同，也都是湖南人。
湖南人为什么这么牛？
湖南人的支撑力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是湖湘地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全国普遍存在，而异于其他的，是独树一帜的湖湘文化。
宋代以后，中原儒学南下，成为湖湘文化的思想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
湖湘文化既有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同时又有荆楚人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因此，在“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的近代，湖南人敢于创新、探索，一直领中国风气之先。
湘军崛起也成为湖湘文化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曾国藩一手创建的湘军不仅仅镇压了太平天国，更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湘军大多为湖南百姓，参军为的是保境和吃饷——湘军军饷高于绿营兵，且有破城之后大掠三日的“潜规则”——每一次战后，湘军都能把大把的银子运回家乡，电影《投名状》就对这进行过描述。
湘军解散后，十几万湘勇回乡，他们或经商跑码头，或置地起屋，更多的湘人有了送子读书的经济条件，这在战乱不断的中国是少见的。湖湘文化有了经济的支撑，得以加速发展，并与西方文明碰撞，湖南自此眼界大开，人才辈出。
以《辞海》为例，其记录的“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籍人士有44人，居全国之首。
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早年有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到了张之洞总督两湖后，两股政治思潮在湖湘大地乃至海内外竞相搅动，一个是从谭嗣同、唐才常到杨度一脉相承的维新、立宪思潮，另一个是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为代表的革命思潮。
这两种思潮都有各自的市场，也都以立宪救国为宗旨。由于近代留学兴起，两种思潮从国内蔓延到海外，明争暗斗，可谓近代最为耀眼的两股政治势力。
天生奇才，杨度深受大儒器重
杨度是个很传奇的人物，早年学国学，留日后鼓吹君主立宪，晚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度是湘军后人。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了湘军悍将李续宾部。杨度的父亲在家务农，但对子女教育很舍得投资，杨度的弟弟杨钧和妹妹杨庄都很擅长诗文书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