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激荡：立宪与革命思潮竞相涌动(2)
辛亥革命网 2011-08-05 00:00 来源：大河报 作者：朱金中 查看：
13岁那年，杨度遇到了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王闿运是近代才学和名声都很显赫的学者，眼界也很高，从来都是别人上门拜师，但对杨度却另眼相看，亲自跑到杨家表示要收杨度为弟子。王闿运上门招生，既见其爱才之心，又说明杨度的天赋超人。
杨度拜在王闿运门下，学了三年“帝王之术”。后来杨度极力鼓吹君主立宪，大概与这一经历有关。
杨度和老师王闿运关系非常密切，和同门师兄弟夏寿田（后来当了袁世凯的秘书）、杨锐、刘光第相比，杨度最受老师喜爱，是唯一一个可以随时和老师开玩笑的人，以至于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昵称杨度为“杨贤子”。
190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谁也不曾料想，竟然卷进了晚清科举最为滑稽的一场风波中。
这次经济特科考试，清廷本意是想创新，网罗一下人才，但因大臣之间的不和成了闹剧。
初榜公布后，状元是梁士诒，榜眼是杨度。但当时的军机大臣瞿鸿机和主考官张之洞有宿怨，就跑去告诉慈禧太后，说这个梁士诒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是梁启超的弟弟，不能录取。
为防止康门弟子混入官场夺权，慈禧下令此次考试作废。梁士诒、杨度功名被除，这时，又有人告发，说杨度有过不满清廷的言论。
这一下，很悲催的杨度在国内待不下去了，远赴日本避祸。
淡泊功名，宋教仁立志革命反清
湖南出杨度这样的立宪党领袖，并不奇怪。因为湖南很早就有立宪思潮。
戊戌变法时，谭嗣同曾在湖南宣传变法。陈宝箴在担任湖南巡抚时，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推行新政，先后开设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创办《湘学报》、《湘报》，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湖南的革命思潮，和南洋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不无关系。张之洞主政湖广时，一方面开学堂讲新学，另一方面极力主张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
张之洞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本意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让年轻人学习西学，振兴大清国，但这些留学生接触了国外的共和、民主思想后，一扭头都成了大清国的掘墓人。
宋教仁就是在共和思潮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
据史学家陈旭麓的《宋教仁传》记载，宋教仁6岁入私塾，17岁进入漳江书院读书，师从黄寿彝、瞿方梅等人。但和杨度醉心帝王术不同，宋教仁自小对科举功名看得很淡薄，逐渐产生了反清思想。1902年，宋教仁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普通中学堂。在武昌，宋教仁结识了黄兴，两人成为挚友。这个时期，宋教仁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常常聚会，议论时政，畅谈革命。
1904年2月，宋教仁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人在长沙黄宅创建华兴会，推选黄兴为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
近代革命党经常搞暴动，很多后来的著名学者，如蔡元培等都参与其中。这些看似文质彬彬的书生当年都是热血青年，彪悍起来不惜性命造炸弹搞刺杀搞爆破搞暴动。
那个时候的革命党人大多都是年轻人，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涤荡旧制度，而当时国人思想未开，普及起来难以立竿见影，所以都觉得还是搞刺杀、暴动之类的行动最能在短期内见到成效。
发动会党搞暴动，好处是立竿见影，因为这些黑社会分子基本都是亡命之徒，组织起来人多势众，很能壮声势。坏处是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容易泄密。
在近代中国革命党举行的很多起义中，泄密之事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革命党自身力量薄弱，不能发动广大群众，把希望寄托在会党身上，会党成员参与革命暴动，多是出于金钱或义气的考虑，并非真有什么革命觉悟，这就导致革命党搞的起义很多由于会党成员泄密而失败或流产。
宋教仁搞的第一次起义也因为泄密而流产。
1904年，华兴会策动在慈禧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五个城市起义。这次起义预想规模很大，当然也借助了当地哥老会的力量。哥老会各种势力在湖南盘根错节，人多嘴杂，革命党还没动作，事情就败露了。
湖南巡抚陆元鼎立刻下令搜捕。宋教仁、黄兴不得已逃亡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