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激荡:立宪与革命思潮竞相涌动(2)
辛亥革命网 2011-08-05 00:00 来源:大河报 作者:朱金中 查看:
13岁那年,杨度遇到了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王闿运是近代才学和名声都很显赫的学者,眼界也很高,从来都是别人上门拜师,但对杨度却另眼相看,亲自跑到杨家表示要收杨度为弟子。王闿运上门招生,既见其爱才之心,又说明杨度的天赋超人。
杨度拜在王闿运门下,学了三年“帝王之术”。后来杨度极力鼓吹君主立宪,大概与这一经历有关。
杨度和老师王闿运关系非常密切,和同门师兄弟夏寿田(后来当了袁世凯的秘书)、杨锐、刘光第相比,杨度最受老师喜爱,是唯一一个可以随时和老师开玩笑的人,以至于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昵称杨度为“杨贤子”。
190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谁也不曾料想,竟然卷进了晚清科举最为滑稽的一场风波中。
这次经济特科考试,清廷本意是想创新,网罗一下人才,但因大臣之间的不和成了闹剧。
初榜公布后,状元是梁士诒,榜眼是杨度。但当时的军机大臣瞿鸿机和主考官张之洞有宿怨,就跑去告诉慈禧太后,说这个梁士诒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是梁启超的弟弟,不能录取。
为防止康门弟子混入官场夺权,慈禧下令此次考试作废。梁士诒、杨度功名被除,这时,又有人告发,说杨度有过不满清廷的言论。
这一下,很悲催的杨度在国内待不下去了,远赴日本避祸。
淡泊功名,宋教仁立志革命反清
湖南出杨度这样的立宪党领袖,并不奇怪。因为湖南很早就有立宪思潮。
戊戌变法时,谭嗣同曾在湖南宣传变法。陈宝箴在担任湖南巡抚时,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推行新政,先后开设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创办《湘学报》、《湘报》,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湖南的革命思潮,和南洋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不无关系。张之洞主政湖广时,一方面开学堂讲新学,另一方面极力主张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
张之洞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本意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让年轻人学习西学,振兴大清国,但这些留学生接触了国外的共和、民主思想后,一扭头都成了大清国的掘墓人。
宋教仁就是在共和思潮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
据史学家陈旭麓的《宋教仁传》记载,宋教仁6岁入私塾,17岁进入漳江书院读书,师从黄寿彝、瞿方梅等人。但和杨度醉心帝王术不同,宋教仁自小对科举功名看得很淡薄,逐渐产生了反清思想。1902年,宋教仁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普通中学堂。在武昌,宋教仁结识了黄兴,两人成为挚友。这个时期,宋教仁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常常聚会,议论时政,畅谈革命。
1904年2月,宋教仁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人在长沙黄宅创建华兴会,推选黄兴为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
近代革命党经常搞暴动,很多后来的著名学者,如蔡元培等都参与其中。这些看似文质彬彬的书生当年都是热血青年,彪悍起来不惜性命造炸弹搞刺杀搞爆破搞暴动。
那个时候的革命党人大多都是年轻人,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涤荡旧制度,而当时国人思想未开,普及起来难以立竿见影,所以都觉得还是搞刺杀、暴动之类的行动最能在短期内见到成效。
发动会党搞暴动,好处是立竿见影,因为这些黑社会分子基本都是亡命之徒,组织起来人多势众,很能壮声势。坏处是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容易泄密。
在近代中国革命党举行的很多起义中,泄密之事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革命党自身力量薄弱,不能发动广大群众,把希望寄托在会党身上,会党成员参与革命暴动,多是出于金钱或义气的考虑,并非真有什么革命觉悟,这就导致革命党搞的起义很多由于会党成员泄密而失败或流产。
宋教仁搞的第一次起义也因为泄密而流产。
1904年,华兴会策动在慈禧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五个城市起义。这次起义预想规模很大,当然也借助了当地哥老会的力量。哥老会各种势力在湖南盘根错节,人多嘴杂,革命党还没动作,事情就败露了。
湖南巡抚陆元鼎立刻下令搜捕。宋教仁、黄兴不得已逃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