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气纵横：杨度成为留日学生领袖(2)
辛亥革命网 2011-08-05 00:00 来源：大河报 作者：朱金中 查看：
东渡日本的杨度受到指责，加之心中既有忧心国事的感伤，又有郁郁不得志的烦闷，作为回应，杨度在1903年10月写了气势磅礴的长诗《湖南少年歌》。
杨度首先浓墨重彩描绘了湖南美丽富饶的山川形胜和忧民爱国的杰出历史人物，接着又对对于湘军的无端指责进行了驳斥，认为在外忧内患的局势下，“国事伤心不可知，曾、洪曲直谁当理”。
接着，杨度笔锋一转，对当时有强权无公理的世界局势进行了剖析：“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公法何如一门炮，工商尽是图中匕。”
在这种列强争相入侵的危急时刻，杨度坚信湖南人是救国的先锋和中坚，“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当然，最后杨度也把自己比作救世的杰出英才。
此后，杨度又相继写了《黄河》、《扬子江》几首诗歌，激发了海外留学生的爱国情怀，振奋了他们的民族感情，在海外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连一向才华横溢的梁启超也将这些诗抄录到《饮冰室诗话》中，并点评道：“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适合儿童讽颂之程度，盖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杨晳子之《黄河》、《扬子江》诸作，庶可当之。”
特立独行，和两党都私交甚密
杨度1902年初次到日本游学时，留学生总数不过五百多人，等到杨度第二次逃往日本时，留学生人数已经大大增加。到了1905年年底，在日留学生人数已有八千余人，可谓盛况空前。
对此，当时出使日本的大臣兼管理留学生总监督杨枢在给皇帝的密折中分析说：“朝廷号令于上，疆吏奉行于下，可谓盛矣。然其所以骤增之故，犹有数端：诏停科举注重学堂，而学堂之出身不如出洋留学之易而优，一也。自天津上海至日本东京仅六七日之程，较之由府县入省会学堂，由省会入京师学堂，其劳逸相等，二也。”
杨度第二次到日本后，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那个时候，开眼的新青年对西方宪政制度兴趣最为浓厚，因此学法律的人特别多，囊括了后来民国史上诸多政治精英。
在当时留学生群体中，无论是旧学还是新学，杨度都是公认的佼佼者。因此，许多留学生经常到杨度那里讨论国事、切磋学问，杨度的寓所几乎成了留日学生俱乐部。
1904年春，杨度与蔡锷、范源镰、杨毓麟等人被湖南留日学生推荐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的评议员。1905年9月，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第六届干事改选，杨度以740余票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
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的杨度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成为那个时期的留日学生领袖之一。
其时，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在海外宣传自己的主张，很多留日学生纷纷“站队”，有的支持保皇，有的支持革命，而杨度主张宪政，基本上不介入两派争斗。更有趣的是，杨度和两派领袖的私交都非常好。
早在首次留学日本时，杨度就和梁启超有过交往。再次赴日后，杨度彻底脱离旧学藩篱，而梁启超在1903年赴美考察后也开始转变思想。
两人同为亡命海外，自然增加了不少共同话语，都认为“近以国中青年子弟道德堕落，非有国粹保存之教育，不足以挽狂流”（《杨度集》）。
经过几次交谈后，杨、梁都觉得对方是难得的佳友，此后多次书信来往、聚会商谈，讨论救国之道。
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自欧洲抵达日本，希望把留日学生中一些领袖人物聚拢到自己革命的旗帜下，得知杨度是才气纵横之士，特意登门拜访。
据《孙中山年谱》记载：“两人聚议三昼夜不歇，满汉中外，糜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孙中山认为，中国“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政治创造条件”；而杨度则认为：“民主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种族杂处，不堪服猛剂以促危亡。”
两个人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据章士钊回忆，最后杨度、孙中山推荐了同样力主革命的湖南同乡黄兴，“度有同籍友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近代史资料》）。
杨度所言不虚，孙中山与黄兴见面后，都有相见恨晚之意，很快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
杨度和梁启超、孙中山私交甚密，为何不愿和他们共谋大事呢？答案很简单，他所期望的不是在政党政治中纵横捭阖，而是“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成为一代帝师，辅佐明君才是杨度的愿望所在。
机会说来就来。
1906年，清政府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个五大臣的考察报告最后由杨度捉刀起草，杨度“宪政专家”的美誉开始在国内官场流行。一个河南人开始记住了杨度这个名字。他，会是杨度等候的“非常之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