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乱象：各方势力纷繁登场(2)

　　谁知袁大总统“涮”了唐总理一把。王芝祥跑到北京领就任书时，袁世凯来了个釜底抽薪，私下任命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并给他一笔银子，王芝祥感激不尽，满意而去。

　　唐绍仪被晾一边了，在直隶咨议局眼中成了失信之人。6月16日，唐绍仪愤而辞职。

　　唐绍仪辞职后，宋教仁等几位同盟会会员也跟着辞职，“混合内阁”倒台。一时舆论纷纷指责北洋系统和革命党不以国事为重。为了平息舆论压力，袁世凯提出由陆徵祥来组织“超然内阁”。

　　陆徵祥既不属于北洋系统，也不属于革命党，由他来组阁，看似公允，但这位总理实在不争气。

　　7月18日，陆徵祥赴参议院就职演讲，居然废话连篇，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徵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谓徵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所以交际场中，极为冷淡。此次以不愿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来办极大之事体，徵祥清夜自思，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一日。”

　　参议院一片哗然，全票否决了陆徵祥的内阁补充名单，并提出要弹劾这位总理。陆徵祥吓得跑到医院里，死活不肯出来。一时成为政坛笑话。

　　8月，袁世凯提议由赵秉钧代理内阁总理，赵秉钧为袁世凯心腹，事事听命于袁，和总统倒没什么矛盾，但全然没了“责任”二字。

　　内阁总理半年换了三茬，但随后的“张振武事件”，更是让举国哗然。

　　张振武就是当年从床底下把黎元洪拖出来的那位。作为革命元勋，他对黎元洪也不太尊重，见人就吹那年的情景。黎元洪恼羞成怒，就把张振武派到北京，私下给袁世凯发密电，以“煽惑军队”要求将其正法。袁世凯果然将张振武正法，但故意将张的死讯泄露给媒体，当媒体质问为何处死革命元勋时，袁世凯大张旗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把黎元洪的电文公之于众。黎元洪“借刀杀人”的把戏玩砸了不说，还给自己涂了个白脸。吓得剩下的两位革命元勋孙武、蒋翊武都跑到北京，哭着嚷着让袁世凯给他们发“免死铁券”。

　　民国初年政局之乱，由此可见一斑。

　　毁党建党，宋教仁欲“拜相组阁”

　　1912年8月，袁世凯给黎、孙、黄发出邀请，请他们到北京共商国是。

　　对此，史学家陶菊隐分析，根据《临时约法》，一年后，即1913年2月，要举行正式国会选举，袁世凯很想摸清其他几个人的想法——毕竟内阁制，总统掌控不了，连赵秉钧还是代理总理呢。

　　孙、黄如约到京，袁世凯以元首之礼仪欢迎。孙中山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和袁世凯会晤13次。据《孙中山年谱》记载，这次会谈孙中山对袁世凯印象颇佳：“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担当之意），其头脑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甚新……”

　　孙中山还在宴会上说，以后自己不再过问政事，要一心为国家修铁路，而且要修20万公里。

　　随后，袁世凯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

　　黄兴对袁世凯印象也很好，认为“袁之为人，精神充足，政策亦非常正确，忠心谋国，其度量宽宏”。黄兴答应做同盟会员的工作，让临时参议院通过赵秉钧为正式内阁总理。袁世凯很高兴，让赵秉钧加入即将成立的国民党。

　　在孙、黄和袁世凯把酒言欢之际，宋教仁也没闲着，他正在做“毁党建党”的工作。何谓“毁党建党”？民国之初，国内政坛冒出大大小小百十个政党，各立山头，互相斗争。宋教仁的计划是，把小党毁掉，组建大党，组建内阁。

　　由于这几年宋教仁积极工作、任劳任怨，一些同盟会员消除了对他的误会，加上他是同盟会内数一数二的宪政专家，宋教仁的计划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经过艰苦努力，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4个较大的党组合成立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当选为理事长，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实际负责党务。

　　那一年，宋教仁刚满30岁。

　　替代杨度，梁启超组建“统一战线”

　　对宋教仁“毁党建党”的热情，袁世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搞官场斗争，老袁很专业，但选举，他没搞过，他的北洋老部下段祺瑞、赵秉钧、冯国璋也都没搞过。

　　但袁世凯身边有个人很懂，而且不次于宋教仁，那就是杨度。但杨度不干。

　　杨度自负有帝师之才，他的梦想也是拜相组阁，但袁世凯没给他机会——唐绍仪组阁，没他杨度什么事。杨度大怒，跑到青岛，嚷嚷着要退出政坛隐居。曾有人认为唐绍仪排斥杨度，但我觉得杨度怨恨袁世凯没相中他才是真的——唐内阁倒台，袁世凯先挑陆徵祥，后选赵秉钧，就是不选杨度。一向以帝师自诩的杨度自尊心很受打击，于是文人的臭脾气上来了，无论谁来请他出山，他都不干。

　　你不干，有人干。梁启超自日本归国了。

　　梁启超是老牌宪政专家，大家自然心悦诚服。在梁启超的推动下，共和、统一、民主三党结成“统一战线”，轰轰烈烈搞起选战，与国民党对抗。共和、统一、民主三党的主要成员基本都是晚清立宪党成员。

　　1913年2月国会正式选举，国民党和进步党（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后合并为进步党，梁启超仍为负责人）打起了选举战，可谓当年革命党和立宪党争斗的延续。难怪陶菊隐感叹：当年互为敌对的两个团体，在共和体制下再次敌对，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历史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