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网 2011-08-16 00:00 来源：海南日报 作者：伍立杨 查看：
民国建立以前，也即辛亥革命的前半段，孙中山大部分时间多是辗转奔波于海外，足迹遍及亚洲、美洲、欧洲，其间无论经费来源还是舆论声援，华侨助益最大、支持最有力，是以孙先生满怀感激慨叹：“华侨为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
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海外华侨华人为辛亥革命慷慨捐输、积极筹饷，部分华侨还投身戎伍、捐躯革命，体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海外的辛亥革命，甚至可以说直接就是在海外华侨中进行，华侨构成了革命组织的基本力量。
“华侨为革命之母”
中山先生，以其笃厚磊落的人格魅力，在世界各地奔走革命期间，影响吸引各阶层人士，所在多有。1909年在美国巴蒙演讲足足演说三个多小时，听者多感动泪下。公宴会上，当地侨领及致公党首领簇拥着中山先生，推他坐首座；当时，有一位青年，跑到他跟前，恭敬叩头说“我要跟随先生，替先生挽皮包。”中山先生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青年答曰：“杀头！我不怕！”这个青年就是现代国术家、技击家马湘先生，他是加拿大华侨领袖的子弟，1915年回国讨袁时，正式跟随中山先生，先后担任卫士、卫士长、副官等职，至孙先生在北京病逝为止。
1914年3月下旬，袁世凯密令两名刺客前往日本，企图暗杀孙先生，未得逞。直至1924年，中山先生北上北京，经停上海时，还险遭敌人暗杀。当时有袁世凯的残余势力，准备在码头行刺，情报被民智书局工作人员探悉，向先生卫队长马湘密报，马湘即率卫士多人，在先生步出轮船时持枪左右前后护卫，登车后也同样环绕警戒。同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亦派有大队军警在码头一带布防拱卫，终令刺客阴谋破产。
马湘拜师，愿意无条件随侍中山先生，可说是辛亥革命与华侨关系的一个经典镜头。
民国建立以前，也即辛亥革命的前半段，孙中山大部分时间多是辗转奔波于海外，足迹遍及亚洲、美洲、欧洲，其间无论经费来源还是舆论声援，华侨助益最大、支持最有力，是以孙先生满怀感激慨叹：“华侨为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
爱国爱乡是所有华侨的光荣传统。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最初会员仅20余人，其身份全部是华侨。后来兴中会的会员增加到300人，其中有华侨219人。在这些华侨中，资产阶级分子占48％，其余有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等（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及吴玉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前，为倾覆清廷，孙中山先后实施了十次武装起义，其经费多为华侨捐助，建立民国以后，华侨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大力资助孙中山领导的民国政权，积极支持讨伐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
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海外华侨华人为辛亥革命慷慨捐输、积极筹饷，部分华侨还投身戎伍、捐躯革命，体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同盟会与华侨的密切渊源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与历史上的革命区别较大，因其作为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倾覆清廷，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大大地获得了解放，民主主义从此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自洋务运动以后，晚清末年的两大社会思潮组织，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他们的社会构成形成鲜明的异质色彩。以改良派的首要人物康、梁而言，所交往或运作的，主要是朝廷上下的士大夫阶层，从宫廷到疆吏，时人有谓“康有为上书，声震朝野；梁启超撰文，享誉士林”。而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所竭力运作和交往的，则是以具有民族意识的绿林好汉、海外华侨、留学生为主的新式知识分子。
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对华侨的影响至深至巨。当兴中会酝酿成立期间，旧金山的华侨还相当害怕，以致听其演说，便掩耳而走，孙中山对华侨的感化，是一个快速、出于至诚的过程，孙中山以他先天的中西文化并举的潜在优势，结果形成强大的物质和精神的纽带。
华侨最终迅速倾向于革命党，首先出于对晚清政局的腐烂忧心如焚，遂与革命党人一拍即合；其次得益于中国传统的地缘优势，寻根觅本，追源探流，为人之天性，中外皆然，由宗族的团结扩充到国家民族的团结，这是中国人葆有的良好传统观念。华侨的倾力以助，构成了同盟会起事的后院和基地，1895年首次反清举事，最初的人力和经费支持即来自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