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网 2011-08-16 00:00 来源:海南日报 作者:伍立杨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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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建立以前,也即辛亥革命的前半段,孙中山大部分时间多是辗转奔波于海外,足迹遍及亚洲、美洲、欧洲,其间无论经费来源还是舆论声援,华侨助益最大、支持最有力,是以孙先生满怀感激慨叹:“华侨为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

  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海外华侨华人为辛亥革命慷慨捐输、积极筹饷,部分华侨还投身戎伍、捐躯革命,体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海外的辛亥革命,甚至可以说直接就是在海外华侨中进行,华侨构成了革命组织的基本力量。

  “华侨为革命之母”

  中山先生,以其笃厚磊落的人格魅力,在世界各地奔走革命期间,影响吸引各阶层人士,所在多有。1909年在美国巴蒙演讲足足演说三个多小时,听者多感动泪下。公宴会上,当地侨领及致公党首领簇拥着中山先生,推他坐首座;当时,有一位青年,跑到他跟前,恭敬叩头说“我要跟随先生,替先生挽皮包。”中山先生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青年答曰:“杀头!我不怕!”这个青年就是现代国术家、技击家马湘先生,他是加拿大华侨领袖的子弟,1915年回国讨袁时,正式跟随中山先生,先后担任卫士、卫士长、副官等职,至孙先生在北京病逝为止。

  1914年3月下旬,袁世凯密令两名刺客前往日本,企图暗杀孙先生,未得逞。直至1924年,中山先生北上北京,经停上海时,还险遭敌人暗杀。当时有袁世凯的残余势力,准备在码头行刺,情报被民智书局工作人员探悉,向先生卫队长马湘密报,马湘即率卫士多人,在先生步出轮船时持枪左右前后护卫,登车后也同样环绕警戒。同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亦派有大队军警在码头一带布防拱卫,终令刺客阴谋破产。

  马湘拜师,愿意无条件随侍中山先生,可说是辛亥革命与华侨关系的一个经典镜头。

  民国建立以前,也即辛亥革命的前半段,孙中山大部分时间多是辗转奔波于海外,足迹遍及亚洲、美洲、欧洲,其间无论经费来源还是舆论声援,华侨助益最大、支持最有力,是以孙先生满怀感激慨叹:“华侨为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

  爱国爱乡是所有华侨的光荣传统。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最初会员仅20余人,其身份全部是华侨。后来兴中会的会员增加到300人,其中有华侨219人。在这些华侨中,资产阶级分子占48%,其余有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等(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及吴玉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前,为倾覆清廷,孙中山先后实施了十次武装起义,其经费多为华侨捐助,建立民国以后,华侨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大力资助孙中山领导的民国政权,积极支持讨伐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

  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海外华侨华人为辛亥革命慷慨捐输、积极筹饷,部分华侨还投身戎伍、捐躯革命,体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同盟会与华侨的密切渊源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与历史上的革命区别较大,因其作为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倾覆清廷,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大大地获得了解放,民主主义从此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自洋务运动以后,晚清末年的两大社会思潮组织,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他们的社会构成形成鲜明的异质色彩。以改良派的首要人物康、梁而言,所交往或运作的,主要是朝廷上下的士大夫阶层,从宫廷到疆吏,时人有谓“康有为上书,声震朝野;梁启超撰文,享誉士林”。而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所竭力运作和交往的,则是以具有民族意识的绿林好汉、海外华侨、留学生为主的新式知识分子。

  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对华侨的影响至深至巨。当兴中会酝酿成立期间,旧金山的华侨还相当害怕,以致听其演说,便掩耳而走,孙中山对华侨的感化,是一个快速、出于至诚的过程,孙中山以他先天的中西文化并举的潜在优势,结果形成强大的物质和精神的纽带。

  华侨最终迅速倾向于革命党,首先出于对晚清政局的腐烂忧心如焚,遂与革命党人一拍即合;其次得益于中国传统的地缘优势,寻根觅本,追源探流,为人之天性,中外皆然,由宗族的团结扩充到国家民族的团结,这是中国人葆有的良好传统观念。华侨的倾力以助,构成了同盟会起事的后院和基地,1895年首次反清举事,最初的人力和经费支持即来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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