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天津(2)
辛亥革命网 2011-08-16 00:00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方兆麟 查看：
与此同时，为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培养新式人才，在李鸿章的大力倡导下，天津兴办了一批洋务学堂，一类为军事学堂，另一类为军事技术与其他技术学堂。这些学堂以西方教育为蓝本，使国人开始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逐步打开了国人的眼界，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1894年28岁的孙中山曾来到天津，写了《上李鸿章书》，对洋务运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上书中对李鸿章所办洋务运动大加赞扬。此书虽然未能得到李鸿章的重视，但可以看出孙中山对洋务运动是相当肯定的，也说明洋务运动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洋务运动的这些成果，不但极大地提升了天津的地位，而且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早接受和传播西方文明的城市。尽管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极力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只引进西方技术，而排斥西方思想观念与制度，但在客观上，随着西方工业技术的传入，工业文明的思想理念也不可避免随之传入中国，并在潜移默化中冲击和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封建理念。正是这种西方工业文明的早期传入与传播，使天津成为开风气之先较早的城市，为以后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2.戊戌变法与思想启蒙运动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开始反思和探索中国的出路，一致要求维新变法。为宣传维新思想，时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从1895年开始在天津的《时报》上连续发表《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著名的政论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令人振聋发聩。以后严复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成为第一个完整地将西方社会科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从1897年12月开始，他将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天津的《国闻汇编》上连续发表，转年这本译著作为单行本发行后，社会上争相传阅，并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当时在上海的梁启超读了严复的文章后，在给严复的信中说：“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而服先生之敢言也。”梁启超将严复的《辟韩》一文转载于他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上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戊戌维新时期严复更是名声大噪，连光绪皇帝都亲自接见他，让他为中国富强出谋划策。可以说严复的思想对戊戌变法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影响。
严复自1880年到天津后，在天津生活了二十余年，可以说他一生中最辉煌、最有作为的时期是在天津度过的，他称自己是“卅年老天津”。梁启超之所以说严复“敢言”，正是由于天津这块开化的土壤给他提供了“敢言”的条件。虽然天津地处“天子脚下”，是清政府统治极为严密的地方，但由于当时西方文明在天津这里逐渐形成气候，因此这种独特、开放的政治环境为西方民主思想的进入与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遂使启蒙思想在天津极为活跃。严复离开天津不久，另一位思想启蒙家梁启超也来到天津，在天津著书立说，传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成为继严复之后天津又一启蒙思想的传播者。天津这种在近代中国“得风气之先”的优越环境下，也为后来辛亥革命思想能在北方迅速传播并变为实际行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洋新政”与立宪运动
1.北洋新政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于1902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虽为封建官僚，又手握重权，但由于他在驻朝鲜期间对日本做了较多的研究，所以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所了解。他在朝鲜时曾与李鸿章有过很多对时局看法的秘密书信往来，因而受到李鸿章的器重。《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刘坤一的保荐下，袁世凯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并命袁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条陈，于是袁写了“新政万言书”。在这份奏章中袁提出要学习西方，反对故步自封的守旧势力；实行新政关键在于人才，要改革科举制，按新制度选拔精通西学之人；要改革金融体制；要发展民族工业，挽回利权；要改革旧军制等等。从这个“新政万言书”中可以看出，袁虽为封建官僚，但那个时期他思想很活跃，并接受了一些西方新思想，这也是他后来主持小站练兵时培养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以后主政直隶时大力推行“新政”的重要原因。这个时期由于袁世凯倾向康有为的“变法图强”之说，曾参加了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并成为骨干成员而受到康有为的器重，于是也就有了后来在“百日维新”时康有为极力推荐袁世凯发动政变的动机。但此时袁已积极投靠了直隶大臣兼北洋大臣的荣禄，最后导致维新变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