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迷恋帝制的文化怪杰(2)
辛亥革命网 2011-08-23 00:00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弘 查看:
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他偶然相识了张之洞部下杨玉书。后者认为辜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回来后便推荐给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凤昌,接着邀请他到两广总督幕府做洋文案,负责办理有关邦交的事务。
在张之洞的教导和帮助下,辜鸿铭的中国学问突飞猛进。他在儒家文化中发现了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相通之处。此时,张之洞府中汇聚了大量保守主义文人和学者,如朱一新、梁鼎芬、沈曾植、郑孝胥、梁敦彦、罗振玉等。1896年,张之洞让辜鸿铭筹办一份报纸,负责组稿翻译,遭到他的拒绝。事后,他草拟了一份《上湖广总督张书》,显示出顽固的保守立场,此文标志着他此时已转变成一个地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罗振玉称之为“醇儒”。
1898年戊戌维新,日本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来华,辜鸿铭将自己的《论语》英译本相赠。伊藤博文称,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20世纪乎?辜鸿铭当即回敬说,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20世纪,其法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伊藤博文听后,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吹捧慈禧
辜鸿铭忠于慈禧。庚子年间,八国联军血洗京城,慈禧逃到西安,洋人声称要惩办祸首,慈禧惶惶不可终日。张之洞和刘坤一照会洋人必须尊重两宫。辜鸿铭用英文写了一篇《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陈述》,转给英国首相索尔茲伯里勋爵、德国皇帝威廉和俄国沙皇。半年后,又寄给《日本邮报》公开发表。
在文中,他列举了新派官僚和旧派官僚,说这些人在慈禧那里都能够各得其所,并由衷赞叹,“多么智慧的驾驭,多么宽广的胸襟!在用人行政上是多么精明和老到,多么不同寻常!”“中国人热爱和尊崇系于帝国命运的‘国母’皇太后陛下,以及按她的意见任命的后嗣,这种忠的感情有多深,义和团小伙子的狂热已经充分的证明了”。不仅如此,他还吹捧慈禧“三十余年,盛德崇功不可阐述”,“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
1910年,辜鸿铭被清廷赏给文科进士,这一年他辞去了外务部职务,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11月,辜鸿铭在《字林西报》发表第二封致编辑信,对该报这段时间渲染慈禧“残忍、谋杀故事”提出抗议,为慈禧广受指责的权力欲和生活腐化等进行辩护。他说慈禧“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绝不是专制独裁君主;“开始花钱修建颐和园的时候,她已经努力工作赚回了它。……在她将权柄交给外甥光绪皇帝时,向她的人民、伟大的中华帝国的人民,提出想建一个富丽堂皇的家,让她在那里度过余生,这难道是那么过分的要求吗?”
蓄辫抗世
武昌首义爆发后,辜鸿铭在致《字林西报》编辑的公开信中称辛亥革命“是一场暴乱”。他反对革命者排满,“真正的障碍是治体(国家)缺乏活力,和当权者们的无能。除此之外,在治体内已经发展起来的寡头政治集团所形成的障碍,突然造成了血液循环的中断,从而导致了一根血管在武昌的爆裂。但满人并不是造成这一障碍的原因,盛宣怀及其同伙的寡头政治集团才是导致这一障碍的真正原因。”他声称,整个中国的文人,给了武昌的雅各宾党以道义上的支持。“我可以指出,在我上海的文人学士朋友中,我恐怕是现在唯一一个仍然绝对效忠于朝廷的中国人了。”
辜鸿铭在信中说:“我认为对于外国人来说,目前情况下所应做的正当之事就是:严守中立,别妨碍中国政府自由行动……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像戈登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们应当做的事情。”英国人戈登当年曾帮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辜鸿铭希望英国人“诚实尽职”,这个职,当然是指帮助清廷镇压革命。
1911年冬天,前清状元张謇和唐绍仪,想拉拢辜鸿铭入伙为袁世凯效力,两人宴请辜鸿铭。席间援引孟子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试图以此说服辜鸿铭。但辜鸿铭并不为所动,当场讽刺这两位说:我命应当不得志。但你们两人,难道一个人是“土芥尚书”,一个是“犬马状元”吗?说完把酒杯一扔,扬长而去。
1912年清帝退位后,回到北京的辜鸿铭以遗老自居,蓄辫抗世。带着对儒家文化的坚定信念,满怀着对新时代的愤懑和不满,辜鸿铭进入了民国,1915年入北大任教。他的言行举止逆时势而行,形成了民国期间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他屡次作文攻击袁世凯。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辜鸿铭在家里大宴宾客,庆贺袁氏归天。张勋复辟后,辜鸿铭被任命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仍回北大教书。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胡思敬所著的《国闻备乘》等资料。
追忆与回眸
辜鸿铭是晚清民初具全球眼光、富西方知识、对东西方文明有独特认知并产生了一定世界影响的思想家。他对西方世界反省自身的政治行为及欧美现代文明的弊病,也发挥过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故能一度成为当时西方世界里“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言人。
还在清末时,通晓西学的辜鸿铭对维新和新政予以激烈批评,对革命表达莫名仇恨,就开始为自己赢来“古怪”的名声……实际上,这一切都不过是其保守的文化思想和偏激的、愤世嫉俗的个性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未尝不是中西文化的多重因子在他身上独特组合的结果。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