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迷恋帝制的文化怪杰(2)

　　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他偶然相识了张之洞部下杨玉书。后者认为辜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回来后便推荐给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凤昌，接着邀请他到两广总督幕府做洋文案，负责办理有关邦交的事务。

　　在张之洞的教导和帮助下，辜鸿铭的中国学问突飞猛进。他在儒家文化中发现了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相通之处。此时，张之洞府中汇聚了大量保守主义文人和学者，如朱一新、梁鼎芬、沈曾植、郑孝胥、梁敦彦、罗振玉等。1896年，张之洞让辜鸿铭筹办一份报纸，负责组稿翻译，遭到他的拒绝。事后，他草拟了一份《上湖广总督张书》，显示出顽固的保守立场，此文标志着他此时已转变成一个地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罗振玉称之为“醇儒”。

　　1898年戊戌维新，日本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来华，辜鸿铭将自己的《论语》英译本相赠。伊藤博文称，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20世纪乎？辜鸿铭当即回敬说，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20世纪，其法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伊藤博文听后，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吹捧慈禧

　　辜鸿铭忠于慈禧。庚子年间，八国联军血洗京城，慈禧逃到西安，洋人声称要惩办祸首，慈禧惶惶不可终日。张之洞和刘坤一照会洋人必须尊重两宫。辜鸿铭用英文写了一篇《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陈述》，转给英国首相索尔茲伯里勋爵、德国皇帝威廉和俄国沙皇。半年后，又寄给《日本邮报》公开发表。

　　在文中，他列举了新派官僚和旧派官僚，说这些人在慈禧那里都能够各得其所，并由衷赞叹，“多么智慧的驾驭，多么宽广的胸襟！在用人行政上是多么精明和老到，多么不同寻常！”“中国人热爱和尊崇系于帝国命运的‘国母’皇太后陛下，以及按她的意见任命的后嗣，这种忠的感情有多深，义和团小伙子的狂热已经充分的证明了”。不仅如此，他还吹捧慈禧“三十余年，盛德崇功不可阐述”，“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

　　1910年，辜鸿铭被清廷赏给文科进士，这一年他辞去了外务部职务，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11月，辜鸿铭在《字林西报》发表第二封致编辑信，对该报这段时间渲染慈禧“残忍、谋杀故事”提出抗议，为慈禧广受指责的权力欲和生活腐化等进行辩护。他说慈禧“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绝不是专制独裁君主；“开始花钱修建颐和园的时候，她已经努力工作赚回了它。……在她将权柄交给外甥光绪皇帝时，向她的人民、伟大的中华帝国的人民，提出想建一个富丽堂皇的家，让她在那里度过余生，这难道是那么过分的要求吗？”

　　蓄辫抗世

　　武昌首义爆发后，辜鸿铭在致《字林西报》编辑的公开信中称辛亥革命“是一场暴乱”。他反对革命者排满，“真正的障碍是治体（国家）缺乏活力，和当权者们的无能。除此之外，在治体内已经发展起来的寡头政治集团所形成的障碍，突然造成了血液循环的中断，从而导致了一根血管在武昌的爆裂。但满人并不是造成这一障碍的原因，盛宣怀及其同伙的寡头政治集团才是导致这一障碍的真正原因。”他声称，整个中国的文人，给了武昌的雅各宾党以道义上的支持。“我可以指出，在我上海的文人学士朋友中，我恐怕是现在唯一一个仍然绝对效忠于朝廷的中国人了。”

　　辜鸿铭在信中说：“我认为对于外国人来说，目前情况下所应做的正当之事就是：严守中立，别妨碍中国政府自由行动……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像戈登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们应当做的事情。”英国人戈登当年曾帮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辜鸿铭希望英国人“诚实尽职”，这个职，当然是指帮助清廷镇压革命。

　　1911年冬天，前清状元张謇和唐绍仪，想拉拢辜鸿铭入伙为袁世凯效力，两人宴请辜鸿铭。席间援引孟子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试图以此说服辜鸿铭。但辜鸿铭并不为所动，当场讽刺这两位说：我命应当不得志。但你们两人，难道一个人是“土芥尚书”，一个是“犬马状元”吗？说完把酒杯一扔，扬长而去。

　　1912年清帝退位后，回到北京的辜鸿铭以遗老自居，蓄辫抗世。带着对儒家文化的坚定信念，满怀着对新时代的愤懑和不满，辜鸿铭进入了民国，1915年入北大任教。他的言行举止逆时势而行，形成了民国期间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他屡次作文攻击袁世凯。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辜鸿铭在家里大宴宾客，庆贺袁氏归天。张勋复辟后，辜鸿铭被任命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仍回北大教书。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胡思敬所著的《国闻备乘》等资料。

　　追忆与回眸

　　辜鸿铭是晚清民初具全球眼光、富西方知识、对东西方文明有独特认知并产生了一定世界影响的思想家。他对西方世界反省自身的政治行为及欧美现代文明的弊病，也发挥过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故能一度成为当时西方世界里“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言人。

　　还在清末时，通晓西学的辜鸿铭对维新和新政予以激烈批评，对革命表达莫名仇恨，就开始为自己赢来“古怪”的名声……实际上，这一切都不过是其保守的文化思想和偏激的、愤世嫉俗的个性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未尝不是中西文化的多重因子在他身上独特组合的结果。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