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商界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网 2011-05-17 00:00 来源：湖北文史 作者：罗褔惠 查看：
晚清武汉工商业的发达，在内地首屈一指。1911年武汉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时代和空间环境使得当地的工商界与辛亥革命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一
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通商，当年即有英、美、俄、法、德诸国的商人和商船到达汉口。到20世纪初年，汉口租界已麇集20多个国家的商人，他们开办了大小洋行130多家，工厂40多家，银行将近10家。这些外资企业雇佣了约500人左右的买办，如美最时洋行的买办王伯年，瑞记洋行兼住友银行买办欧阳会昌，汇丰银行买办邓纪常，若安利洋行买办蒋佩林，慎昌洋行买办刘少岩，安利英洋行买办宋立峰等。这些买办在获得了较多财富之后，也有一部分人注资承租地方官办企业，或者投资兴办自己的工商业。如汇丰银行买办邓纪常承租了张之洞开办的布纱丝麻四局，阜昌洋行兼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刘子敬承租了官办的白沙洲造纸厂，买办唐朗山投资兴办兴商砖业厂，买办黄兰生不仅投资于汉口和丰面粉厂，还开办了怡和兴、怡和永、怡和生三家钱庄（合称三怡）。
最有影响的还是刘歆生，他于1899年担任法国立兴洋行买办，1902年又兼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买办，用积累的巨资开办了阳新炭山湾煤矿、歆生铁工厂、歆生填土公司、歆生榨油厂、普润毛革厂、汇通钱庄、刘万顺牛皮行、刘万顺土产商店、东方转运公司、三镇电话公司、江西铜矿、春和轮船公司等，尤其因在汉口拥有大量土地而被称为“地皮大王”。刘歆生与在汉英法领事、商人联系密切，曾将自己的一部分地皮提供给英租界修建西商跑马场。他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也很好。1911年初，刘歆生因地皮投机生意失败，积欠华洋各款500余万两，鄂督瑞澂“用湖北官商名义合借洋例银500万两，订立合同，分20年筹还”。
20世纪初，武汉的民族工业也有了初步发展。经营面粉、制茶、榨油、制砖、卷烟、火柴、造纸、纺织的小工厂或手工工场有近千家之多，雇佣工人9000余人。较大型的新式工厂亦有三四十家，如武昌竟成电气公司、美仑机制麻袋公司、天盛榨油厂、裕隆面粉公司、耀华玻璃厂、物华烟公司等。新式工厂资本总额近千万元。其中最有影响者是来自浙江的宋炜臣，到清末他在武汉办有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华胜军服厂、扬子机器厂，还在阳新富池口开办铜煤矿。其所办企业共拥有资本近500万元。98宋炜臣由商人出身，但长袖善舞，通过捐纳获得候补道衔和二品顶戴，尤会巴结张之洞，曾在汉口华胜军服厂内设置豪华接待室，专供招待总督张之洞、新军统制张彪、新军协统黎元洪等高级官员之用。宋炜臣与外国势力也有联系，他兴办既济水电公司时，曾向日本东方兴业公司借款150万元，而且附有聘用日本工程师、会计师，向日本购买机器及部件、煤炭等条件。
在传统的商贸、钱业方面，武汉有盐行、茶行、药材行、粮食行、棉花行、油行、杂货行、纸行等八大商帮，下面又分130多个行业。有钱庄、银号105家，票号33家，当铺近百家。商贸、钱业多达7000余户，但多为中小资本经营。由于汉口商贸繁盛，长期存在着按地域划分组成的会馆和按行业组成的公所，1898年就有各省旅鄂商务团体近200个，但这些都只能看作传统的旧式商业组织。
中小工商业者普遍感受到王朝政府和外国势力的压迫。清王朝在城乡各地一贯课以苛捐杂税，1901年后因庚子赔款和推行“新政”，更加强了搜刮。“鄂省对中央之解款，亦逐渐增加。赔款岁派120万两，补镑60万两，练兵处调解53万两，辽东偿费50万两”99。新增捐税名目繁多，如盐斤加价、田房契税加捐、火车捐、筹防捐、加抽煤油捐、加抽豆饼捐、加抽杂粮牛皮捐、储备捐、两湖赈粜捐、房铺捐、号防团捐、轮渡捐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最厉害的还是从19世纪60年代初即在全国开征的“厘捐”。20世纪初，湖北全省各地设有厘卡数百处，1905年征收厘金200.2万两，1909年上升到285.7万两，几占当年全省财政收入17180310两的12％100。从而土产商品都因加价而滞销，削弱了与汹涌而来的洋货的竞争力。到1910年，汉口50家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店经销的商品，80％为“洋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