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商界与辛亥革命(2)
辛亥革命网 2011-05-17 00:00 来源：湖北文史 作者：罗褔惠 查看：
中小新式工厂则普遍资金短缺，技术落后；钱业、票号也经常遭到洋行和外国银行的盘剥欺诈。故1904年汉口各商宣布与礼和、瑞记两洋行断绝贸易。1905年汉口钱业共议禁用麦加利银行票据。同年全国发生抵制美货运动，汉口商界亦三次举行集会，决议并实施“凡办美货者，一律停止”；商人胡德隆、朱益敬等为抵制美国面粉，集资60万元在硚口创办瑞丰面粉公司。1907年汉口大同钱庄因麦加利银行无理违约，特聘英国律师“至英京大审院控告，经大审院讯供得直断”。
因此从总体上看，当时武汉的工商业发展还是非常艰难。1907年因日本东亚株式会社的面粉竞争，汉口汉丰、金龙等面粉厂倒闭。1908年，前述黄兰生开办的三怡钱庄倒闭，以其为靠山的和丰面粉厂及多家小钱庄亦受累歇业。1909年，钱庄“源茂隆又亏倒百万，冬间源丰润又接踵倒歇，以故汉上银根异常紧迫，各业均不灵活，有汲汲不可终日之势”101。
武汉工商界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从20世纪初就开始谋划成立近代新式组织。1907年汉口商会率先成立，组织方式是以行帮为单位各自选出“帮董”（会员），再由帮董全体会议选出“议董”（董事），再由议董全体会议选出总理、协理各1人，作为商会领导102由于会员按行帮为单位选出，故人数不多，从第1到第8届，汉口商会董事（包括帮董、议董等）始终在250人左右。其中大商号店东117人，银行、钱庄、票号经理99人，洋行经理15人，工厂主仅8人；同期的总理、协理16人，其中大商号店东11人，银行经理5人。可见商会领导权多由商业、银钱业的上层资本家所掌控，新式工厂主和中小资本家中也有少数人出任帮董（会员）；洋行经理在商会中势力也不算大，尽管有15人得任董事，但只有刘歆生一人担任过第一届协理，而且他的身份虽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买办，但实际上有众多自己的产业，也可说是上层民族资本家。汉口商会总理（会长）中，最著名的是同泰参燕药号号东蔡辅卿，福康隆字号号东李紫云，公成匹头号经理王明文。
武昌商会虽然也在1907年就开始酝酿，但直到1909年才正式成立，领导人是典当帮出身的吕逵先和德厚荣号管事徐荣廷徐荣廷103。汉阳商会更晚至1912年2月才成立，规模也很小。
武汉的工商群体组织后来还有“商团”。其前身是1907年在汉口各地段出现的保安会、公益会、救火会、消防会等。各会人数从数十人到百来人不等，会长多为老板、店东，成员则为经理、店员、学徒、也有居民。1911年4月8日，30多个类似团体组成了“汉口各团联合会”，推选时任汉口商会议董的王明文为会长，书业商人马刚侯为副会长，另一小商人关少尧为副干事。各团联合会与汉口商会有人员上的关系，但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日常工作侧重于治安、消防，但有时也组织训练和演说，带有进步色彩。
武昌没有商团，1911年10月12日即首义翌日，武昌商会会长吕逵先才发起成立武昌地方保安社。社员约有千人，以“保治安为宗旨”。但保安社“总绅”为曾任江西、山西巡抚，时任“八省土膏捐局督办”的柯逢时。柯对革命首鼠两端，所思所行皆属力为身谋。汉阳光复后，由谘议局议员万昭度和绅商张仁芳出面组织商团，维持秩序。
二
首义之前，武汉工商界就局部参与了政治斗争，不过中下层人士和上层人物有不同的参与方式。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为向国内输入革命书刊，发起成立昌明公司，书业商人马刚侯任副经理，倾向革命的时象晋亦加入该公司，从国外购回幻灯，放映具有进步思想的宣传品。时象晋因与张难先、李书城等革命党人过从甚密，他的两个儿子时功璧、时功玖都加入了革命党。广东旅鄂商人刘少舫曾经领导武汉的抵制美货运动，1906年他又和林醒侬、黄小池等人组成秘密团体神州学社，有社员40余人，因平时常与革命党人祝制六通声气，神州学社后来全体加入了革命团体文学社。经商的丁笏堂和开“革昌”照相馆的李白贞加入了共进会，并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既经商又办教育的李国镛曾资助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活动，并与革命党人万声扬、刘道仁交往，后来担任武昌保安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