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士自述：我们是怎样参加辛亥革命的？

　　以孙中山为首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我当时正年轻，尽管是个女性，但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尊严的维护，毅然投入了这个革命洪流。现把这段经历整理成文，供后人借鉴。

　　为革命，东渡日本求学

　　在我开始懂事以后，就知道要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必须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当时，在全国各省都有反清行动。江西也有些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当时，江西这种革命热潮，每每以义务女子学校为集合点。义务女子学校是江西反清革命团体 “易知社”创办的。“易知社”外表以诗文结社为幌子，完全是一个进行革命的团体，主要通过文字和讲演宣传女子放脚、男子剪发；女子学看护，男子投军。

　　我是“易知社”的社员，在众多的女社员中，当时只有我一个担任义务女子学校的军事式体操和卫生课的教学。我之所以能胜任这项工作，主要因为从小就对武术很感兴趣，加之我二哥蔡锐霆曾在江西和武昌武备学校攻练体操和刀枪，后来他也就利用业余时间传教给我。我在义务女子学校当体育教师，目的就是要以武力参加革命。在担任义务教师期间，我总是鼓励女生注重锻炼身体，并随时响应革命号召，还提倡男女平等。

　　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就要扩大眼界。当时出洋求学的不少。同时我的爱人邓文翚（共进会第二任会长）已经在日本，于是决定和我两个哥哥一同东渡日本求学。为了解决旅费，我便将自己的金银首饰全部卖掉，于1907年秋到了日本。在日本求学期间，经湖南的刘揆一和萍乡的汤增壁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自此以后，课余经常与同志们一起开会，有时躲到青山僻静处学造炸药。当时就是一个目标，为革命多学本领。

　　听召唤，毅然辍学报国

　　辛亥（1911年）8月18日，武汉同盟会同志打急电到日本，邀“同盟会”诸同志回国协助革命。次日，在日本的同盟会会员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当时，我们这些人中决定回国参加革命的有19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8月23日，我们向学校请假，有另外两个中国同学问我为什么请假？由于他们平素便与我关系较好，也同情革命，我便对她们说了实话，于是她们也要求回国参加革命。这两个人一个是广东汕头人，名叫林演存；另一个是广州人，叫苏淑贞，学医的。后来还有一个叫刘亚兰的湖南人，也登记回国参加革命。这时我身边有一个十个月的孩子无法安置，爱人邓文翚又已回国在北京考科举。说实在的，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既舍不得丢下儿子不管，又急于投身久盼的革命运动，经再三考虑，于是毅然决定：不等邓文翚回日本商议，也不等他从北京来信，先回国再说，走到哪做到哪，我向同志们表明了这一态度，并同大家一起，安全地回到了中国。

　　赴征程，单人独马到九江

　　船到上海，黄兴、宋教仁等都到船上来欢迎我们。由于我手中抱着小孩，显得与众不同，他俩便问我是不是先将小孩送回家，再出来革命。我说，孩子事小，革命事大，将小孩交托个什么地方抚养就可以，等武汉革命胜利以后再接回来。这样，最后请马伯瑗先生把小孩带到九江再说。同时，湖南的刘揆一同志拿了一百张章大炎写的革命宣言，要我设法以小孩为掩护，乘机在九江散发出去。这样，我告别了上海诸同志，单人独马带着十个月的小孩前往九江。

　　旧历九月初一（1911年10月22日），我安全到达九江，并找到了江边的“高升”客栈往下，并托在客栈认识的樟树客人刘先生将小孩带回樟树。在那里，我请客栈老板找了一个奶妈，又写好了两封信，一封给邓文翚的至交彭素民，托他将小孩和奶妈专人送往峡江交邓文翚父母抚养；一封给邓文翚父母，说明我有急事去湖北，不能带小孩。还当面交给刘先生60元钱，作为抚养小孩的费用。事情办妥后，待孩子睡熟了，我就悄悄地到外面散发革命宣言。有的放在码头的趸船上，有的放在人家窗户外，也有的散发在肉铺外面的案板上，还有的撒在十字路口。总之，让人民一早起来就可以看到。

　　旧历九月初二，武昌起义后的十三天，九江军民响应武昌革命，举行了军民起义，占领了九江府，举马毓宝为九江都督，九江光复。当晚十一时许，忽然听外面人声鼎沸，夹杂着急促的脚步声、枪声，夜空不时冲起阵阵火光。我在楼上从窗口往下看，见有一队队袖缠白布、手擎白旗、腰挂刺刀，有的还背着军号的人，穿梭般来往，便知是光复军的队伍。随即速将宣言卷好，往人众中掷去。约莫一刻钟样子，忽然旅馆大门敲门声大作，门刚打开，一伙人蜂拥而入，其中有的背着短枪，有的拿着马刀，威风凛凛。有一位腰挎手枪和刺刀的人，手中拿着刚拾到的革命宣言对店主说：“你们店里歇了些什么人？这卷东西是从你们楼上窗口抛下来的，我们要上楼去搜查。”见此情景，我判断来者一定是革命党人，便从容地从人群里走出说明我到九江的来意。他们听完了我的话后，很客气地从口袋里掏出名片送给我，我也和他们交换了名片。在他们给我的名片中，有徐世发（当时驻九江新军炮台守将，后为驻浔炮台统领）、戈克安（后为金鸡坡炮台司令）等人。临走时还嘱咐店主好好招待我。

　　旧历九月初三日八点钟，徐世发、戈克安两人带来一顶大轿把我接到都督府，马毓宝很热情地接待我，我便请马都督拍电报至上海宝宁路三十四号谭人凤家转黄兴等人。告知他们，沿江无阻，要他们接到电报即动身沿江而上，还告诉他们我住在九江“高升”旅馆，要他们接我同往武昌支援起义。

　　上前线，硝烟弥漫鏖战急

　　旧历九月初七那天，怡和公司的“隆和”轮到了九江。黄兴与宋教仁等站在船头上，手执白旗在摇动，不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马伯瑗和刘揆一即奔上岸来，直到“高升”旅馆接我上船，一同前往汉口，并电话告诉马毓宝说我要去武昌去协助革命。

　　旧历九月初八（1911年10月29日）上午，船已到了汉口港，便见西北方浓烟滚滚，炮声隆隆。那时，大家心情非常紧张。黄兴首先乘小船奔上岸，刘揆一、马伯瑗忙着安排十八人的临时驻地。大家各自把行李搬进被没收了的张彪住宅，未及午膳，即分赴前线，参加指挥作战、担架救护、医疗看护、运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