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士自述：我们是怎样参加辛亥革命的？(2)

　　九月初十傍晚，战事稍平息，黎元洪由武昌过江来慰劳我们归国同志，还带来了几担茶和熟面。当天傍晚，黎元洪将我们几个女同志接过江去，安排在一旅馆住下，并请我们吃晚饭，还逐个询问姓名、籍贯、留日几年、学什么学科以及这次回国的志愿，等等。当他问到我时，除将上述情况作答，还谈到了在九江的一段经历。黎元洪听完非常高兴，当即派人请他的二夫人来见我们。因为二夫人是玉山人，与我同乡，便叫二夫人拜我为师。次日（旧历九月十一日），我们又过江去工作，并运去一批作战物资和医药用品。由于当时负责军需的张振武同志负伤，第一师师长刘公一打电话来请示黎元洪，要我代管军需。旧历九月十二日，黎元洪交给我任务之后，又派人送来三锭银子，每锭五十两。为此，我在当天下午五点多钟，又乘“大古”公司的“长安号”轮船顺江而下，于九月十三日下午到达九江。船一靠岸，我立即直奔都督府，向马毓宝都督转告了黎元洪的意思，请他速调兵增援。此外，还报告了一个情况，说敌兵多半是从长江往上驶的，九江几个炮台应加强防御。马毓宝都督听了我的话，即刻召集金鸡坡、马当和湖口等要塞司令开会研究，当即下了戒严令，严查来往航船。旧历九月十五日，果然有敌江轮六艘逆江而上，船经马当要塞，守军发出信号，它反而开足马力。守军奉命开炮轰击，有四艘被迫停泊，两艘逃驶。经检查，查出船上装的全是由南京开往汉口的作战军队，火药、枪弹等。为此，马都督命令全部扣留，听候处理。

　　旧历九月十六日，马毓宝都督派蓝君恒参谋带来一台大轿，接我到都督府为我庆功，说昨晚二时截获的敌船，应归功于我所提供的情报，否则，让敌兵源源而上，将会使革命遭到严重损失。

　　斗洋奴，振中华儿女威风

　　在这以前，为了加强九江方面的工作，武昌同盟会派丁立中（江西共进会副会长，武昌起义后任鄂军都督府交通部长）同志由武汉回九江都督府工作，为了在九江创办一个红十字会医院，在我完成请援兵的任务之后，马毓宝一定要我留浔创办红十字会，并且担任会长，拨了3000两纹银作开办费，地址设在九江都天巷。由于同样都是革命工作，九江又是革命要地，我服从分配，开始筹办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医院成立不久，在红十字会内部有一个名叫白坚的助理员，公然怂恿石美玉同几个美国传教士到红十字会来交涉，要求将红十字医院归并到妇幼医院，并说要当局撤销我的会长职务，另选白坚为红十字会会长。面对这场不容回避的斗争，我一方面向当时都督府控制下的九江县政府诉“美以美”会倚仗美国势力压迫我们，干预我们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以强硬手段对付她们的无理讹诈。旧历九月十九日，白坚竟然秘密地在基督教的礼拜堂召开红十字会全体会员大会，向我进攻。为了不让她们的阴谋得逞，也为了表明一个革命的中国人的气慨，我随身带了一支“白朗宁”手枪，以不速之客的身份去参加她们的秘密会。当我对白坚讲道理已毫无作用时，便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厉声地说：“我今天要打死你这个卖国贼！”这一拍，在场人都跑空了，连那个嚣张一时的白坚也混在人群中溜跑了。大约过了几天，那些外国人散布谣言进行威胁，说什么他们在中国传教，有权封闭我的红十字会。为此，我向卫戌司令部借来了一个排的武装守卫红十字会，并郑重宣告：如果有外国人来滋扰，来一个替我绑一个，来两个绑一双。这样一来，白坚及其所依仗的“美以美”会再也不敢来破坏了。

　　争女权，急中求见大总统

　　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尔后成立临时参议院，召开国会，推行新政，订立新的约法。那时，正值我们在南京。革命胜利了，我们很高兴，订立新的约法，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在国会召开的时候，我们几个女同志向国会要求女子有参政权，并提出要更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条，即“中华民国人民，不论阶级、宗教、种族一律平等”。我们当时的提议是，如果要表示阶级、宗教、种族就必须添“男女”二字，或者只用“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当我们把这个问题一提出，在会场上便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甚至出现了抛掷茶碗的现象，我们也因争男女平等及选举、被选举权和参政权而“犯”闹国会罪。当时我们在旁听席上，被宪兵围困着，说要将我们拘捕。

　　正在急不可待的时候，我一个人找个空子从后楼绕了出去，匆匆奔到孙中山先生处告急，说宪兵拘捕我们。孙中山先生听后，马上下手谕，并叫宋蔼龄和她的女儿陪我一同坐他的汽车到国会。汽车一进国会大门，一些站岗的宪兵都散开了。林森与江平等人以为是中山先生来了，忙出来迎接。我首先走下车来，向他们说明来意，并要求议会更改草案。因为他们两人是起草委员，所以经过这一斗争，最后还是把《中华民族临时约法》的第二条改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把种族、阶级等名词删去了。

　　反封建，砸烂枷锁争自由

　　南北议和后，孙中山先生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篡夺了革命果实，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也于民国元年（1912年）六月回到南昌。当时，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正缺员，省教育司委任我为女师校长。在这期间，我听说南昌“靖节堂”的一班节妇，受尽了旧社会种种封建礼教的束缚，境遇如犯人一般的悲惨。经过了解以后，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中国女子，我对这种压迫妇女、惨无人道的愚民礼节，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又请民政司主持正义，将“靖节堂”的全部财产、房屋收归公有，为节妇们办些有益的事。经过商量，觉得办个小型手工业厂子为好。于是我未接受女师校长职务而全力以赴地筹办职业讲习所。开初，以36名节妇为基本学员，先行训练技术。后来又办了一所小学，解决节妇子女受教育问题。这件事，恼怒了当时“靖节堂”的一班董事，也即是旧社会的绅士们。他们大为不满，群起反对，并辱骂我没有妇道，败坏节义。我当时除了在报纸上写文章与他们斗争外，还接连以“节义”为题，在社会上讲演，坚决批判腐朽的封建礼教，号召女子站起来，和各种封建法规进行斗争。由于涉及到女子切身利益，参加听讲的女同胞越来越多，无形中把那些董事的反动气焰压了下去。这时，政府也给我们妇女以支持，除将“靖节堂”的财产全部收归公有改办贫女工厂（后改为女子职业传习所，地点就在中山路万子祠一家典当铺内）外，还做了一些方便妇女的事。由于这个女子职业传习所既学技术又事生产，在江西还是独一无二，南昌和省内其它地方的女子纷纷要求前来学习，学员由36人增至600多人。

　　民国二年（1913年）秋，讨袁失败后，我和爱人及两个哥哥重赴日本，都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以图东山再起。1914年8月，孙中山令我大哥蔡突灵和二哥蔡锐霆回国负责在南京和长江中下游发动讨袁起义，我和爱人也同两个哥哥一道回到上海。而当时袁世凯企图消灭革命力量，悬重赏捉拿革命主要人员。在此情况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我二哥蔡锐霆也是袁贼悬重赏捉拿解到九江被处决的。从此，革命力量衰微，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代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的局面。

　　（本文作者蔡蕙，为同盟会江西支部主盟人蔡突灵和讨袁军副总司令蔡锐霆将军的胞妹。我群易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