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俊口述之“陈炯明叛变”

　　1. 陈的出身及事功

　　陈炯明系秀才出身，家境不太宽裕，后就读广州法政学堂，学业成绩甚佳，热心革命，得讲师李文范、朱执信等赏识，由朱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担任宣传部长。法政学堂毕业后，筹办《海丰自治报》，颇负乡誉。黄花岗之役，为选锋队长。新军之役，以广东咨议局议员身份掩护革命行动。

　　武昌首义后，陈炯明起兵攻取惠州，嗣后胡汉民为广东都督，陈为副都督，黄士龙为参都督。总理经香港北上，胡汉民随往，广东都督由陈代理。及总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胡复任都督，陈出任广东护军使。二次革命失败后，陈与李烈钧、柏文蔚等在南洋另组水利促成社，当时黄克强在美，总理在日本，形成鼎足三分。民国六年九月十日，护法政府成立，十二月二日，由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拨警卫军二十营，成立援闽粤军，任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仲元）为参谋长，率军攻取龙岩、漳州、汀州各地，即屯军于此。九年十一月，粤军回粤，驱逐桂系，陈兼任广东省长。十年五月五日，总理就任非常大总统，陈为内政部长兼陆军部长。不久（五月二十八日）陈率军讨伐陆荣廷，进至南宁，九月平定广西，年底返广州。广东各界迎于天字码头，是为陈的功业鼎盛时代。

　　2. 恩怨重重

　　广东光复的时候，胡汉民做都督，副都督有三人，为陈炯明、朱执信、黄士龙。是时各路英雄集结广州，胡从香港来，李准、张鸣歧投降。陈从惠州来，收容湘军洪兆麟部，在石龙与王和顺的绿林豪杰会合。广州城内，土匪民军甚多，龙蛇混杂，黑白不分，甚至包围都督府，拿着炸弹要钱，因而被抓到枪毙的很多。总理自海外归来，借胡汉民赴沪，旋至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胡出任总统府秘书长，陈代理广东都督。当时有人拥护汪精卫，有人赞成朱执信，也有人推举孙德彰（字寿屏，总理长兄）。汪、朱皆为文人，无军队作后盾，民军虽拥护孙德彰，但总理不以为然，总理认为他哥哥只能从事实业，不适合做都督，大家拥护他，有失公平，爱之反是害之，其议遂寝。德彰闻讯，甚为愤慨，然亦莫如之何。德彰原在檀香山经营大牧场，有华侨二千人参加垦牧，后来在香港开酒店，以其雄厚资财，助总理革命。他有政治野心，但乏政治才具，知兄莫若弟，总理不愿乃兄卷入政治漩涡，以自毁其声誉。

　　总理辞临时大总统职后，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陈炯明愤而走香港，虽被朱执信劝回，但陈、胡之间已深存芥蒂，分裂之机，即肇端于此。及二次革命失败，党员星散，总理至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重振声威，李烈钧亦到日本，谒总理，总理询曰：“君来此何为？”答称：“愿继续献身革命。”总理乃面予责斥：“我将江西一省的重任交给你，你却刚愎自用，不服从命令!叫你发动，你不发动；不叫你发动，你反而擅自妄动，贻误戎机，一败涂地，还有何面目见我？”烈钧无辞以对，赧然走南洋，与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组织水利促成社，与总理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朱执信赴南洋联络，碰壁而返。陈炯明自视甚高，夜郎自大，对总理并不忠实，至此竟别树一帜。加之陈、胡间恩怨重重，裂痕日益加深，所以民国十一年陈的叛变，可说种因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3. 叛变的主因

　　陈炯明叛变的主要原因，可分下列四点说明：

　　（1）个人英雄主义。陈炯明极富个人英雄主义的意识，大家捧他，南洋华侨也拥护他。他在广东的势力很大，军队最少有十多万人。他总想做领袖，不甘屈居人下。

　　（2）吴（佩孚）赵（恒惕）对陈的联络。在一般军阀的心目中，陈炯明的名气反在总理之上，因为广东方面，总理的力量是虚的，陈的力量是实的，总理只有对党员的影响力，陈却掌握实际的兵权。所以吴佩孚、赵恒惕都派人跟他联络，希望他赞成联省自治，阻止总理北伐计划的实施，并诡称俟全国统一后，拥护他做领袖，适投其所好。

　　（3）社会主义派与共产党的影响。陈是秀才出身，嗣又入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向往社会主义，当其驻军漳州时，许多社会主义者前往襄佐政治，宣传、教育等工作，梁永弦任教育局长，派学生出国留学。陈秋霖主编《闽星报》，炯明亲撰发刊词，倡导社会主义。粤军回粤后，邀陈独秀主持教育，言听计从，相处若师友，因此受影响甚深。邓铿常常说：“陈竞存的思想最不坚定。”可称持平之谕。

　　（4）封建思想。陈炯明为广东陆丰人，该地甚为偏僻，与外鲜交通。陈氏见闻不广，不懂现代政治，不会国语，满口的海陆丰土话。他虽一度赞成君主立宪，但未曾接受康梁思想，转而参加革命，又不了解总理的学说和主张。所用部属亲信，亦多海陆丰人，非亲即友。如钟秀南、钟芾农为其表弟，陈达生、陈伯华为其族弟，陈炯光为其堂弟。其智囊马育航则为同母异父兄弟。将领如叶举、洪兆麟、杨坤如、钟景棠、黄强等，多不学无术，其中以黄强比较有知识，陆军小学毕业，后留学法国，但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到大元帅府，向不称总理，只问“中山在不在？”其骄悍可知。此外诸将，率皆缺乏远见，毫无知识，满脑子封建思想，把广东当成自己的天下。这种封建观念的作祟，是促成陈炯明叛变的主要原因。

　　4. 叛变前的局势

　　总理主张北伐，以武力统一全国，彻底肃清军阀余孽。陈则受吴佩孚、赵恒惕愚弄，持相反的意见，号召“模范起信”，建设两广，连络西南。当时邓铿周旋双方之间，颇尽缓和疏解之责。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邓铿被刺于大沙头车站，伤重身死，不久，陈达生亦被刺殒命，因此双方疑忌日深，终至不可排解。四月二十日，总理下令准陈辞去粤军总司令与广东省长职。陈即离广州赴石龙，转惠州。二十二日总理抵达广州。此时陈将亲信部队，布防于石笼、虎门各地，其驻桂军队，由叶举率领，自南宁还师广州。五月六日，总理离广州抵韶关，九日在韶关誓师北伐，全力注意北伐军事。而陈部主力则集中省城及白云山等处，已显露谋叛迹象，粤垣人心，一夕数惊，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六月一日，总理令胡汉民留守韶州大本营，自率卫士回广州，以资镇慑，未料竟发生十六日陈部炮击观音山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