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俊口述之“陈炯明叛变”(2)

　　5. 叛变经过

　　六月十四日，我得工会密报，叶举侦探长黄福生连日积极行动，叶部机关枪队，已密布交通要道。下午二时，我去观音山粤秀楼晋谒总理报告，总理不以为然。下楼时，往吊桥，遇廖仲恺，告以叶举、洪兆麟、李云馥等，调兵遣将，甚为频繁，有一触即发之势。廖故示镇定，但已显露恐惧之色。并对我说：“万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忧，妨害大局。”

　　十五日，居正、马君武去白云山访叶举，传达总理推诚相与之意，叶举佯允服从。当日下午，秘书长谢持已知陈部密谋，秘书林直勉兼广东电报局长，亦检获陈部密通北政府证据，同时报告总理，恐粤军有不轨行动，宜速离公府，以防反侧，总理拒绝。夜间三时（十六日晨）洪兆麟已率队包围总统府，总理仍坚持不去，经林直勉、林树巍等数人强挽出府。此时各重要街口皆已布满步哨，不能自由通行，总理单身走至财政厅前，恰遇洪部大队，乃杂人队中同行。总理临变镇静异常，从容不迫，洪部以为同事，亦不查问。至永汉马路才脱险至长堤，安抵海珠海军总司令部，与海军总司令温树德等同登楚豫舰，召集各舰长，决意戡乱定难。

　　6. 营救孙夫人

　　当天夜里，我得到陈部叛变的消息，即偕余妻沈慧莲女土趋往粤秀楼营救总理，虽冲过叛军数条防线，然终被阻，不能进入。天亮后，我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长马湘（系我的族侄）与黄惠龙，我问：“总理在那里？”他们说：“已经脱险了!”“夫人呢？”“还在粤秀楼。”我嘱他们二人，务必尽力与敌人周旋，乘隙保护夫人向附近水母湾马伯麟家突围。同时我又电请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迅速设法营救夫人。十六日下午三时，马湘、黄惠龙护送夫人突围逃去，惠龙中途被冲散，四时，马湘与孙夫人到达马伯麟家。我闻讯后，立偕余妻驰往，留余妻随侍孙夫人，我即赴沙面与工部局巡捕长吴有、副巡官姚昌等商洽奔走接应办法。继又返马伯麟家，请孙夫人改着黑色纺绸衫裤，与余妻并肩步行，我做前导，马湘殿后。行至濠畔街十三行杉木栏，孙夫人体力渐感不支，举步维艰，这时突有人呼喊“宋庆龄”者，我急中生智，找到一付肩舆，供夫人乘坐，至沙面西桥闸门，遇有叛军十余人赶来，喝令停止检查，吴有、姚昌正在门闸等侯，立启闸门，我们迅速进入，即刻将闸门关闭，总算化险为夷，又逃出了一关。

　　十七日晨，我到岭南大学访钟荣光校长，设法营救孙夫人出险。适孙哲生与美籍顾问努文先生赶来，乃共同商定营救办法，借电船一艘，驶至沙面，由余妻及马湘伴夫人登船，冒枪林弹雨，折返岭南大学，再由我与努文先生一同登船护送夫人至黄埔永丰舰，与总理团聚。

　　7. 十万悬赏

　　我将孙夫人救出后，即集中全力，策动工人，配合戡乱工作。陈炯明鉴于驱逐桂系之役，工人发挥了最大的力量，认为必须将我逮捕，始足消弭工人主力。乃悬赏十万元，购线搜缉。七月二日，我正在自来水厂召集穗垣各工会领袖开会，被陈侦悉，秘密照会英、法领事，派遣大批军警，包围自来水厂，将闸门关锁，使人无法逃出。军警直入会议室，余妻沈慧莲躲入门后，其余在场十六人，全部被捕，交吴有、姚昌二人看守。吴、姚为我的老友，乘机以余妻补我的空缺，我即从窗口跳出，爬上水塔，至第四层，向下眺望，见军警层层密布，真是插翅难飞。当时抱着杀身成仁的决心，从四十八尺高的水塔上跃下，落在游泳池走廊之旁，仅昏晕片刻，毫发无伤，可称奇迹。清醒后，军警并未赶来，乃跳入游泳池内，游水数码，至岸边，适有泳客所遗空牛奶瓶四只、毛巾两条，即伪装游泳池雇工，以毛巾捆扎奶瓶，携之向水池便门走出。至马路口，被军警发觉，持枪追来，正危急中，恰遇一商店伙友，穿着黑纺绸衣裤，跟我的服装完全一样，带有大批现钞，看到我跑，认为有强盗追来，也落荒而逃。军警误认他就是我，乃向之穷追，我则乘机逃入救火局后面厕所，此时忽然阴云密布，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如有天助。我乘军警防范稍懈之际，再逃至鲁麟洋行仓库，管理人将我藏于箱内，屏息噤声，达数小时。十点半钟，巡捕果来搜查仓库，幸未发现。至深夜，姚昌跑来慰问，并雇小艇一艘，叫我僵卧艇内，伪装患急症暴卒者，偷渡至白鹅潭，继到花地，即转往黄埔，登永丰舰谒总理，报告广州工人运动的情形与逃亡之经过。本拟即返广州，继续策动工运，总理认为危险太大，坚嘱暂留舰上。当时蒋公中正赴难来粤，日侍总理左右，故得时相过从。未几，局势恶化，海军携贰，必须另辟途径，完成革命大业。乃由蒋公、汪精卫、陈群、黄惠龙、马湘、陈煊、赵植芝与余八人，及数名卫士陪同总理离永丰舰，迳赴上海。

　　8. 霞飞路不欢之宴

　　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总理在北京逝世，灵榇暂停于西山碧云寺，并保存总理生前衣物。八月初我随孙哲生先生到达上海，十七日，黄大伟邀宴，并且说纯系为我们洗尘，绝没有外人参加。当天中午我与孙哲生如约到达霞飞路黄宅。进入客厅，陈炯明、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系黄大伟有意之安排，俾使双方言归于好。当时情形甚为尴尬，彼此寒喧后，陈嗫嚅而言：“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临终时，也没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解释误会，实感衷心难安。”言下不胜伤感。我怫然作色说：“死者已矣，夫复何言？”立即拉着哲生走出，结果不欢而散，饭也没有吃成。我认为这并不是个人的仇恨，而是国家的仇恨，私谊方面尽可通融，而出处大节，分毫不能马虎。

　　记得陈炯明叛变后，总理宽大为怀，派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白映斗（五台人）到惠州小西湖百花洲劝陈写悔过书，陈态度顽强，坚持不肯。曾几何时，今突然表示忏悔，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平心而论，陈操守尚佳，廉洁自持，其在广东施政，如禁烟、禁赌、民选县长各项，皆颇着成绩，粤人对他的印象良好，亦非偶然。可惜他缺乏中心思想，一朝铸成大错，致百身莫赎。如果他能一心一意拥护总理，则总理视为心膂股肱，畀依之殷，他人岂能望其项背？则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继承总理衣钵者，会彼其谁？若然，以后的局面，或将完全改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