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至1 927年报刊话语的政思想启蒙诉求(2)

        张康之尊孔，固尝宣告天下，天下未尝非之，而和之者且遍朝野。愚曾观政府文官试题，而卜共和之必将摇动（见本志三卷三号论文<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今不幸而言中。张康虽败，而共和之名亦未为能久存，以与复辟论相依为命之尊孔论，依旧盛行于国中也。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此义愚屡言之，张康亦知之。故其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亦犹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盖以子L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中国蓬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在党领导的报刊上，对政治的诉求，则表现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及对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在此时也开始萌发。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 SH EV ISM的胜利》两文。《庶民的胜利》强调：“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廿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BOL SH EV ISM》末尾则写道：    我尝说过：‘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廿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 lshevisn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廿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党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n的胜利，就是廿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党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这是中国报刊对俄国十月革命最早的话语表述，是奠基式的话语表述，在这一表述中就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庶民’执掌历史命运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诉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俄为师，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在建党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政治纲领的制订过程中，争论较多，分歧较大。建党之时，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把握得不十分准确，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探索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共产党》月刊指出：‘君主政治的滋味，总算我们中国人尝得最足了。代议政治在中国虽说试验岁月尚浅，而就一般的教育缺乏及中上阶级之腐败无能力看起，代议政治在中国比在欧美更为无缘。所谓国会、省议会、县议会，无一不演出种种怪状丑态，简直到了末路了。”还说：“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那么，‘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经过在革命实践中的进一步探索，并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及自身的任务有更准确的定位，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认识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中的重大意义。陈独秀在1926年提出过所谓‘=次革命论”，他说：‘‘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从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定必须“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韵“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毛泽东则在这个时期已经提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已有着初步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1926年，他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欧美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中国无产阶级报刊一诞生，就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忠实的传播阵地，由此，百年报刊关于现代民主的政治诉求，有了另一全新的内涵。

       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是报刊民主话语的思想启蒙诉求成就最突出的时期，这是中国极可珍贵的思想启蒙期。对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对现代思想价值理念的悉心的传播，构成这一时期报刊话语最为绚丽的特色。这是一个重造民族新魂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涅  ’的时代，是改造国民性，并认真寻找病根的时代。此阶段报刊的思想启蒙诉求为一个新时代奠基，为尔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新人格奠基。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唤醒了民众，使国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升华到一个辉煌的高度，‘‘庸众’与‘愚民”得到相当程度的改造．报刊成为国人最好的学校。五四时期，在陈独秀、鲁迅等启蒙思想家看来，国民素养的提高是国家进步的根本性条件，而‘哄和’韵失败首先就是国民素养未达到应有的程度而造成的。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说：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

        鲁迅的感受似更铭心刻骨，以致他把‘该造国民性’视为毕生的奋斗目标。鲁迅通过他的小说、杂文把中国历史、文化的这一典型情形与剖析它的思想表述得入骨入髓，他刻画的中国社会的‘看客’形象，是他建立的一种文化大标本，构成他的一种沉郁难解的文化情结，这是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伟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所作的最卓绝的贡献之一。鲁迅的作品构成了20世纪中国报刊关于国民性的影响一个世纪的话语体系，筑造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至高的话语平台。他不欺骗自己，不人云亦云，他找到了一个剖析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最佳的切入点。在他的作品中，导致狂人、夏瑜、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甚至阿Q、祥林嫂、闰土的悲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看客’们组合成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他们构成了一种可怕的‘愚民”、‘‘庸众’韵麻木。鲁迅有时愤激到极点，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他说：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毂，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对‘看客’和‘看客’现象的剖析，贯串于鲁迅的一生。    这时期报刊民主话语的思想启蒙诉求在批判包括奴性、奴隶性等等在内的国民的‘劣根性’韵同时，也极力从正面倡  扬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的思想价值理念，这是当时重塑民族魂灵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直指‘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中的封建性糟粕，力图树立起一种全新的现代的民族性格，中国社会的一种新的人格模式。过去，一说‘‘爪性解放’就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认为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人生观。其实，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倡扬“个性解放’正是针对中国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扼杀“自我”、阉割主体人格，养成主奴根性、维持宗法统治的反动本质的。“个性解放’的精神，是中国人数千年来最缺乏的一种人格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精神柱石。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与“个性解放”思想有着内在的精神渊源关系。而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最漫长的，封建文化是最成熟的，封建的积淀是最深厚的：塑造国民的现代性人格，根治依附的封建性人格，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任务，它是决定中国现代化成败得失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是‘‘人的现代化’韵根本立足点。陈独秀、鲁迅对此论述最为深刻。陈独秀在（馓告青年卜文中为青年所陈‘六义’之首‘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文章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他又把‘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作为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差异之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冲他又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鲁迅在早年写的《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就提倡‘尊个性而张精神’韵思想，甚至一度推崇尼采的‘超人’哲学。他后来对国民性的批判，也是以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的思想为武器的。他的《狂人日记》就是批判家族制度、封建礼教而张扬个性的经典之作。鲁迅的表述虽有偏颇，但对于扼杀个性的强大的中国封建文化和习惯势力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深刻表达。在《新青年》上，还发表了许多启蒙思想家的文章，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中国封建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张扬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的思想。重要篇什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第2卷第6号）、《吃人与礼教》、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民约与邦本》、《自治与自由》、《非“君师主义”》、《省宪法中的民权问题》，光  的《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 ，陶履恭的女子问题》，胡适的《贞操问题》，张崧年的《精神独立宣言》等等。在这个时期，文学话语作为一种反对封建、倡扬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思想的特殊的报刊话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文学革命’，1昌导的是“人的文学”。鲁迅、冰心、叶圣陶等人的小说，郭沫若、胡适、汪静之等人的诗歌，田汉、欧阳予倩等人的话剧，堪为代表，作为“人的文学”，影响了当时的现实，也影响了后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