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至1 927年报刊话语的政思想启蒙诉求(3)

        在报刊反对封建、倡扬个性解放与自由、平等思想的启蒙诉求中，妇女解放成为一个突出的话题。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子要受政权、族权和神权的压迫，而妇女除了受这三权的压迫外，还要受夫权的压迫。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套十分完整的歧视女性、压迫女性的伦理道德体系，所谓‘‘三从四德”就是这种精神枷锁。因此，在五四前后、乃至整个百年的现代化历史行程中，妇女的解放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五四时期所有进步的报刊，所有重要的启蒙思想家，都高度关注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翎6拉走后怎样》是他杂文的名篇，觎福》与《伤逝》是小说的名篇，这代表了当时探讨妇女问题的最高思想水准。《我之节烈观》要求女子‘节烈’的封建道德观、贞操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文章说：“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看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喊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甚而至于钱谦益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文章把‘‘节烈’观、贞操观的荒谬性、残忍性揭露讥刺得体无完肤。‘娜拉走后怎样’本身就是一个较之一般的谈男女平权更进一步的探讨性的大课题，它把妇女解放放到一个更宽广、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上来看，直达更本质的所在。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说，‘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是经典之语。鲁迅进一步分析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必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鲁迅的这一经典性话语表述，为直到今天的探讨女性命运的张欣、池莉、方方，梁凤仪等作家定下了一个表述不尽的文学主题，也为直到今天中国的妇女地位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基本言说方向。鲁迅的这类作品是我们认识中国妇女问题的经典教科书，代表了这个时期报刊对此一问题言说的最高话语水准。毛泽东在后来的岁月中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具有主导性话语权甚至具有绝对性话语权的人物，他这时也对妇女解放问题尤为关注，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水准。1919年11月14日，长沙有一位叫赵五贞的女士因反对包办婚姻在接亲的花娇内用剃刀自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毛泽东就此事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妾连发表1O篇言论，它们是：澍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对于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这些言论对封建的婚姻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同时由此一角度也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妇女的解放问题。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教育民众、唤起民众作为自己的神圣天职。中国共产党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旨在提高工农的阶级觉悟、民族意识，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服务，为建立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奋斗。这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报刊民主话语思想启蒙诉求的一个崭新的话域。党团报刊的积极努力，使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工农革命运动，全国各进步的阶级阶层参与的爱国运动得到汹涌澎湃的发展。‘‘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工农革命一浪高过一浪，极大地动摇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根基。毛泽东在渊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他还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工农阶级意识的觉醒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奇功。我们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报1922年‘五一纪念号’，上发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五一纪念节’敬告工人》为例，看看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团报刊进行阶级意识启蒙教育的话语特色。该文写道：    工人同志呀！    我们不要怕资本家和资本家政府的势力，只要我们一旦把我们自己的反抗力，觉醒起来，我们的势力就比他们的大得多，不但可以抵抗他们，而且可以推翻他们。如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在这几年中，把皇帝、军阀、资本家、大地主，一律推翻，建设工人、兵士、农民的共和国，就是明证。

        我们何以有这样大的势力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数比资本家多过千万倍，占人口最少数的资本家没有我们为他们做工，他们便是死蛇一条，不但不能发财，而且他们自身也要饿死而不能存在。然则我们对于今日这个重大的日子，应当怎样的急起直追，表示起来呢？

      工人同志呀！我们今日应当一律停止工作，联合地表示起来啊！！！

      总起来说，阶级斗争的启蒙教育对于中国革命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没有条件对全体民众进行思想文化和科学的启蒙教育。然而，阶级斗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文明的冲突’则贯串在一个民族的整个历史行程中。阶级意识只属于具体的阶级，一旦阶级斗争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就退居其次，而现代的思想文化和科学精神在此时就会显得特别重要，而成为民众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文化更多的是属于民族的、时代的，几千年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积淀在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和心理深处，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文化惯性，鲁迅所痛心疾首的“国民的劣根性’就是封建文化造成的中国国民的心理和行为的表现。中国的工人与农村的小生产者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宗法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现代市民是很弱的，在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小市民’则更多地带着一种狭隘、保守、自私的小生产者的根性，现代的品性很弱；中国的农民与地主同处于一种文化机制中，故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总会走向反面，而成为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工具。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应当在一个必要的时期，用与现代大工业、现代科学技术伴生而来的自由、平等的民主的价值理念去向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教育，改变和更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改变和更新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机制，不如此，则又会造成新的“愚民’和“庸众’，的专制，而在历史的‘周期率”中‘跳’不出来。这已为后来的中国历史所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