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辛亥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

    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是在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领导下进行的，很快光复了武汉三镇，各省纷起响应，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加速了中国近代化进程。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辛亥革命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而湖南则因特殊的历史机缘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举足轻重的地域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如长沙起义、鄂宁起义、萍浏醴起义、长沙抢米风潮、湖南保路运动以及湖南光复等等都是辛亥革命史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武昌首义和保卫首义成果以及各省光复的斗争中，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三湘健儿的身影。他们不仅是舆论界的骄子，还是战场上的英雄。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志士的舆论宣传，本人已有专文论述，现就湖南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分三个时期加以探讨。

    在辛亥革命酝酿阶段，湖南是反清斗争的重要舞台。1904年2月15日，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正式成立，黄兴出任会长、刘揆一等人任副会长。华兴会另设外围组织‘伺仇会”专事联络会党。黄兴在华兴会正式成立大会上提出了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方针。1904年初春的一个雪夜，黄兴、刘揆一秘密来到湘潭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会晤，议定‘似十月十日清西太后七十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省城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洪会健儿副之，外分五路响应，洪会健儿充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这次起义由于事机不密、谋泄而归于流产，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脱走上海。长沙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是国内革命团体领导反清武装起义的先声。同年11月7日，黄兴等人又在上海英租界新闸新马路余庆里召开大会，参加者40余人，会议决定：‘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不旬日会势大振”。但起义受皖人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造成黄兴等13人被捕入狱，鄂、宁起义计划搁浅。黄兴、刘揆

一、宋教仁等华兴会骨干被迫逃亡日本。

    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正式成立，武装起义提上议事日程。1906年春，黄兴派遣刘道一等人回国返乡，策动萍浏醴起义，临行前，黄兴曾经有过面嘱：“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尤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又说：“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之，以会党缺乏饷械，且少军队训练，难于持久故也。且甲辰一役，会党分为五路，势远力涣，遣调不灵，疏忽致败。今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军队联合，方可举事。”‘姑就次策言之，使以会党万人，组成整齐军队，发难于浏醴，而直扑长沙，各军队能反戈相应，占据省垣重地，军装局既为我有，党军得补充而训练之，并择精明强干之会党，为便衣敢死队，以手枪、炸弹扰害外来敌军后方”，可无失败之虞。刘道一回到长沙，便约集蒋翊武、龚春台、刘重等人在长沙水陆洲的一只船上秘密聚会，"到38人”。会上，刘道一传达了黄兴的指示，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按照黄兴提出的次策可以达到光复全省、将革命势力扩展到全国去的目的。“约于十二月清吏封印时举事。”这次会议根据黄兴的指示，对于起义的指导思想、策略方针、具体步骤和起义时间、地点等重大问题，基本上确定下来。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南部中国自太平天国以来范围最大的一次革命，是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起义。参加起义的基本群众包括安源地区一部分煤矿工人、醴陵及浏阳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聚众达30000多人。义旗所指，云集响应，不数日，起义遍及萍乡、浏阳、醴陵、宜春、万载、修水、衡山、湘潭、平江等10多个县，与清兵麈战匝日，交战26次，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清廷调集湘、鄂、赣、苏四省兵力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萍浏醴起义犹如狂飙突起，震惊中外，对帝国主义的打击也是沉重的。《捷报》记者哈迪佐惠在给他的同僚信中心有余悸地写道：“我刚好就住在发生暴动的地方，并且可以告诉你们，这次暴动比一般无关重要的骚乱要可怕得多”；“此次事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一次地方性的骚乱。”这次起义，在战场上牺牲和在“清乡”运动中被害的无辜群众“逾万人”，绝大部分是湖南人。青年革命活动家刘道一、安源矿工中的会党首领萧克昌、浏阳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等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刘道一是留日学生中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第一人，也是同盟会员中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第一人。

    四年之后，长沙的泥木工匠、饥民、会党又因水、旱灾害严重、官绅哄抬粮价、囤积居奇而发生抢米风潮。1910年4月发生的长沙抢米风潮是一场自发的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参加的泥木工人、饥民和会党徒众多达10000多人，坚持斗争一个多月，斗争极其尖锐激烈，巡抚衙门被民众放火焚烧，旗杆被砍断，外国教堂、洋行大都被烧毁，风潮波及全省各地，与相继而起的湘阴、宁乡、益阳、岳州、衡州、澧州、平江、湘潭、醴陵、沅江等地的饥民暴动此呼彼应，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量。清朝统治者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电令湖广总督瑞  急调鄂军协同湘抚岑春派兵镇压，又命海军处派兵轮驰往长江一带镇压。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从上海、汉口、厦门等地调来兵舰10多艘帮同镇压，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被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去了。为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清政府不得不惩处一批“肇事酿患”的官绅，以安民心。巡抚岑春、布政使庄赓良、巡警道赖承裕、盐法道朱延熙等均被革职，其他大小官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惩罚之重、处罚面之大是空前的。

    以收回利权为中心的湖南保路运动在全国保路运动中也起过率先垂范的作用。湖南各界人士包括留日学生、立宪派人士、下层‘农夫、焦煤夫、泥木匠作、红白喜事杠行、洋货担、铣刀磨剪”，乃至旅居各省的湘籍官绅几乎都被席卷进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5月14日，长沙各界人士10000余人隆重集会，有的演说、有的痛哭、有的断指，情绪激烈。而且还有修筑株洲到长沙段铁路的10000多工人进城示威，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将湖南的保路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诚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所指出的：‘湖南保路运动虽然始终未能发展到四川那么大而持久的声势，但直接引起辛亥革命这场大火，首先却是在湖南点燃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