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并非一帆风顺 同盟会内部频繁质疑孙中山(3)
辛亥革命网 2010-08-19 00:00 来源：凤凰网历史综合 作者：凤凰网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迄今为止，欲期对孙中山萌发共和思想与确认共和制的过程准确地开列一份时间表，会有相当的难度。如果以审慎的态度，根据某些确凿的文字
孙黄之争与孙章之争既体现黄兴的宽厚与章太炎等人的偏狭，也暴露了孙中山那不大习惯于听取意见、容易冲动和偏激起来就不大顾及全局的毛病。作为同盟会的一会之首，尤其作为民权革命运动的发起者，这应当说是非同小可的毛病。汇聚在孙中山周围的多属服膺于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理念、追求个性发展的年轻学子，而不是沉湎于服从意识、崇拜权威的旧式农家子弟或会党中人。孙中山虽不难使宽以待人的黄兴表示退让和服从，但要团结和领导好章太炎以及宋教仁、谭人凤、陶成章、焦达峰等同样个性较强、有时也容易偏激的革命骨干，充分调动多数革命者的积极性，携手完成近代民主革命之大业，就不大容易了。孙中山等人固然已避免了洪、杨式的内讧，但没有避免同盟会的涣散。黄兴力拒章太炎等人的改选建议，力求“免陷兴于不义”的儒雅之举固然对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与革命声望具有举足轻重之成效，但不曾从根本上扭转同盟会组织一盘散沙的局面。自从孙章之争发生后，同盟会组织就已开始形同虚设，孙、章等人都在自谋发展。个中局面，严重地影响了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党人同袁世凯、黎元洪等旧式官僚作斗争的政治力量。宋教仁在起草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时，还写上“会员得于法律范围内，保持身体、财产、职业、居住、信仰之自由”之类条款，似乎显得有些不得要领，但一句“会员皆一律平等” ，显系针对1905年的同盟会章程不曾对会员的个人权利有所涉猎，以及同盟会内部的民主风气不够而发，其直接批评与改进之意图实可想见，远比一句近乎抽象的“四万万人一切平等”来得具体和真切。
四、余论
同盟会是清朝统治者所要全力打击的革命党，而不是政党政治中具有公开与合法身份的政党。革命斗争往往以革命者鲜血和生命为代价，非同寻常，革命的形势又常常瞬息万变，还要随时提防革命的叛徒或间谍出现。为了确保革命活动的效率与安全，既需要高度集中，树立革命领导者的权威，也需要用铁的纪律约束革命者，某些重要决策也无须经过革命群体坐而论道式地充分讨论，以免弄得沸沸扬扬，事机先露。但这并不等于说革命领袖可以包办革命，适当的民主协商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
孙中山所创立的同盟会原本就凝聚与依靠着一大批饱经西方民主思想洗礼的留学生或国内新式知识群体，个性与意气同他们的反清革命斗志紧密相连。即便只是为着调动多数志士的革命积极性，亦应适当尊重他们的权利与意见。何况，由于同盟会的历史使命所致，适当营造同盟会内部的民主气氛，培育会员自身的民主素质，为即将胜利时的政党政治作准备，都是必要的。正是在这方面，身为同盟会一会之首的孙中山似嫌注意不够。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缺失是个性不被发现，那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与辛亥革命似有重复或默认这一缺失之嫌，这大概是孙中山为首的一代民主革命先驱始料未及的。
无庸讳言，确认共和制与否的态度，还不能完全与民主素质划上等号，在民主素质的优与劣之间，还有一片十分广阔的历史空间。孙中山的民主素质自然较一般志士为优，而问题在于，他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对他的素质要求当较一般志士为高，这才符合社会学的角色分工之原则，才算真正确认其领袖群伦的地位及其价值。笔者之所以在本文第三节中重点考察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民主作风，即本乎此。
民权理念本属与中华传统关系不大的舶来品。如果我们不是把古代的民本主义与引诸西方的近代民权主义相提并论，则不难断定，在一个既缺乏民权政治传统又鲜有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与经济力量的国度里，欲期通过革命的方式在短期内实现民权政治，必然存在相当的难度。这种难度不仅体现在民众的认同与社会的响应上，而且体现在倡导民权政治的职业革命家自身的民权素质上。
“民主不仅是规章或‘制度’，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植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经济的条件之中，而这些条件，即使是在同种的国家也不尽相同。如果把民主政治当做一种‘纸面的作业’，或者可以任意移植（不管土壤、气候等因素）的花卉，是不能成功的。”倘若如实地指出孙中山之于民权理念的相关缺陷，并不等于苛求孙中山这位举世景仰的民主革命先贤，而是旨在说明革命与建设的条件异常艰苦和粗糙，以期对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多一份理解，少来一点埋怨或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