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运动”中和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活动试析

　　“自立军运动”中和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活动试析--革命派还是立宪派            【字体：小 大】

　　“自立军运动”中和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活动试析--革命派还是立宪派

　　　　在辛亥革命时期，吴禄贞算得上一个既有典型意义，又颇具影响的人物。他早年参加“自立军运动”,武昌起义后“迟迟不动”,仅参与“滦州兵谏”。据此，是否可以认为他是“至死都没有放下保皇旗帜”的立宪党人呢？（《论滦州兵谏与士官三杰》，《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显然，弄清楚这两个时期中吴禄贞的活动情况，对他一生的评价，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就此问题，略抒管见，提请商榷。

　　一

　　1900年，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血腥地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华民族又一次受到帝国主义的践踏和侮辱。“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列宁全集》二十三卷，第55页。）。民族危机是最响亮的动员令。《江苏》第四期发出悲天恸地而又促人奋起的呼号：“吾今更请痛哭流涕以道其实状曰：国已亡矣。”（《江苏》第四期，云窝《教育通论》第27页。）一切进步的爱国力量都积极投入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活动，国内爆发了史坚如领导的“惠州起义”和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运动”。刚满二十岁的吴禄贞在日本毅然辍学，回国参加了“自立军运动”。在此，有两个问题需要阐述：第一，吴禄贞是以“兴中会”还是以“保皇会”身份参加的；第二，“自立军运动”本身性质如何，是典型的“勤王立宪”运动，还是“兴中会”和“保皇会”共同发动的具有革命和改良二重性质的运动；抑或是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倘若吴禄贞的确是“血气方刚”，怀着“爱国忠君”的热忱，参加了“自立会”追随着立宪派唐才常的勤王军，（《论滦州兵谏与士官三杰》，《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那就无可争议，是与康、梁同出一辙的保皇派了。但是，由此衍生的疑窦之一是，吴禄贞既是忠君保皇，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脱离“兴中会”而加入“保皇会”；二是他在“自立军”中的政治态度为什么同立宪派迥然相异。

　　吴禄贞在东京留学期间，受到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1898年“在横滨谒孙先生文，听其革命理论，故其革命思想受孙中山先生启导之处极多。”（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是年，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早期革命团体--兴中会。不久，康、梁因戊戌政变受到清政府的通缉，逋逃日本。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并成立“保皇会”，同孙中山的“兴中会”争夺力量，“其反对革命和反对共和，比较清廷还要厉害。”（《革命先烈传记》国民党中宣部编，民国三十年九月。）在留学生和兴中会中，他们的保皇立宪宣传，引起了不小的波动。但是吴禄贞却“坚信国父，不为所动”,成为兴中会的中坚力量（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直到1900年，孙中山决定在珠江流域发动武装起义，“鄂人留日学生有革命思想者，……吴禄贞……等亦欲乘机起事，谒国父请示方略，孙中山由于经费无出，颇为焦虑”.恰值此时，兴中会会员毕永年了解到唐才常已得康有为二万元款以筹划勤王运动，便反复向唐做工作，“才常大为感动，决脱保皇党而同吾辈革命。”（《太阳》1912年2月号，第159-160页。）于是，兴中会员吴禄贞、傅慈祥等，便请示了孙中山回国参加自立军运动。在此期间，吴禄贞的活动始终是在孙中山及其兴中会领导下进行的，同康、梁及其保皇会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至于自立军运动的性质，本身就是题意颇为广深值得专门探究的问题，这里只能稍试论述。自立军运动是个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它从筹划到汉口暴动，“其原因复杂，不外两派势力，其一为康有为，以夺取政权为目的。主其事者为唐才常，……其一为总理，纯以推翻清室，建立民国为目的，……其最着者为傅慈祥、吴禄贞。其武力则专靠哥老会。”（《欧洲同盟会纪实》朱和中遗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第1页。）它是由兴中会和保皇会试图合作并达到顶点的二重性质的运动。兴中会和保皇会两个政治派别的介入；武装斗争手段和政治改良纲领的结合；唐才常“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76页。 ）的两面派态度，以及其纲领宣言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76页。 ）的矛盾，都突出地表现了这种二重性。毫无疑问，吴禄贞等兴中会员的活动，是使之带有二重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否则它将是纯然的立宪勤王运动。历史事件的性质对于事件参加者的政治属性，固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却不是唯一的标帜。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能把介入戊戌维新运动的光绪帝及其帝党一概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呢？又有什么理由能把被辛亥革命浪潮所卷入的黎元洪、张□、汤化龙等人视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呢？即令自立军运动是立宪勤王性质，对于运动的参与者也应做具体的分析。

　　自立军运动的二重性是十九世纪末社会力量处于分化和重新组合的反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1900年以前，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还限于海外，对国内影响不甚显着。以拯救民族，振兴中华，推翻清朝统治为已任的孙中山，尽了最大的努力寻找同盟军，曾多次向康、梁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兴中会员陈少白在上海访见康、梁，“痛言清政治日坏，非推翻改造，决不足以挽救危局。”（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8页。）。虽然康有为城府很深，但陈少白慷慨激昂的谈吐，对梁启超则影响较大。1897年，日本华侨邝汝磐、冯镜如计划组织为华人读书的学校，孙中山“乃荐梁启超充任，并代定名曰中西学校。”（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8页。）当然，革命派和改良派此时还谈不上什么合作关系，却显露了这种可能合作的迹象，起码可以表明革命派与改良派还没有明确的政治分野。

　　人们自然不曾想到，在1901年以后，唇枪舌剑杀得难解难分的革命派和改良派，此前还有过一度的联缘。如果说在挽救民族危亡，促使中国民富国强这一点上，革命派与改良派有合作的可能性的话，那末，戊戌政变的鲜血淋淋的教训，使改良派内部发生分化，也就加大了这种可能性。康有为的固执冥顽，毕竟于沦落异邦茕茕孤寡的现实无可奈何，这就使得改良派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政治前途。彷徨、动摇、抉择，是这一时期改良派的明显特点。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努力下，连“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等”也“渐赞成革命，……因有联合组党之举”（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8页。）。1900年猝发的民族危机，也就成为革命派和改良派走向联合的楔机。即使“康、梁两先生之主张，虽与唐、林有所不同，”但是，“舍之而势更孤，遂与合作”（《忆麦孺傅先生》张篁溪遗稿，《戊戌变法》丛刊资料第四册第283页。）。于是，唐才常在康有为的资助下回国举事，兴中会便派吴禄贞等人回国参与自立军运动。

　　吴禄贞等兴中会员认为“才常既然翻然来归，改变他的趋向，皈依国父，从事革命大业，就暂辍学业，和才常一同秘密归国，运动长江各地独立”（《革命先烈传记》国民党中宣部编，民国三十年九月。），以便同珠江流域的武装起义相呼应。在东京，孙中山、梁启超也握手言欢，为他们回国饯行；在国内，兴中会员也同保皇会员共谋戎机，同座商谈。但是，政治宗旨上的根本分歧，使之无法求得一致，随着自立军运动的发展和失败，他们本来就不甚融洽的合作关系，也就溘然消逝，化为过眼云烟。因此，唐才常召开国会于张园，打出“忠君保皇”的旗帜，章太炎“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革命逸史》初集第54页，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09-110页。），秦力山“亦以才常起兵用勤王号，名义不顺，……遂与梁启超绝”（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42页。）；吴禄贞在大通见到“讨贼勤王”布告，也“愤慨赴日本复学”（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42页。）。

　　做为兴中会和保皇会的联合，在当时自然有一定的意义；做为吴禄贞本人来讲，组织上以兴中会员的身份参与了自立军运动，政治上并没有与康、梁之徒同流合污，这是值得称道之处，更谈不上是“追随立宪派”了。至于兴中会为什么没有掌握自立军运动的领导权，使之朝着趋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就非本文所能谈及了。

　　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到11月下旬，除直隶、河南、甘肃三省外，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此间，吴禄贞参与了“滦州兵谏”，组织了“燕晋联军”。从现象上看，“他手握重兵，身居战略要地，却不愿高举推翻清廷的义旗，……武昌起义爆发二十多天，才决定作有限的行动”，岂非“直到临终也没有抛弃‘拥护清室’的旗帜”么？（《论滦洲兵谏与士官三杰》，见《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阶级斗争的发展水平，归根到底受着社会经济的制约。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首先在南方生长和发展。甲午战争后，南方的民族资本企业获致初步的发展，而北方还处于襁褓时期。1859年，全国纱锭174,564，上海占76.7%，武汉占23.3%；1909年，全国纱锭增加为497,448，上海占29.8%，武汉占19.3%，无锡占3.4%，南通占8.7%（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655页。）。情况略有变化，但四大城市依然是全国纱厂企业的主干。民族资本经营的纺织和食品工业，从1872年陈启源继昌隆缫丝厂诞生起，到1894年宁波严信厚通久源纱厂，共设厂30家，基本上都分布在五口地区，（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转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404-405页。）北方是绝无仅有的。如此不完整的经济统计数字，远非社会经济的全貌，但管窥蠡测，也可大体看出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此产生的则是南北社会政治、思想、风气相应的差异。具有近代意义的“开发民智”的报刊，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新思想的启蒙，起着直接的作用。自1902年上海《苏报》始到1909年几年间，《国民日报》、《女苏报》、《华新报》、《白话报》、《俄事新闻》、《警钟日报》、《神州日报》等遍及南方大中小城市及乡村。宣传革命更为激进的《民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报刊，虽在国外出版，影响所及也是不可低估的。可是，北方的《国光新闻》、《国风报》等少数报刊，只是从1909年到1911年才由归国留学生创办起来，并时常遭致统治者的梗阻，同“言论激昂，抨击无所忌讳”（喻的□《樗园漫识》341页转引刘望龄《辛亥革命前后的武汉报纸》。）“收效甚宏”（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转引刘望龄《辛亥革命前后的武汉报纸》。）的南方报刊，是无法比拟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风气诸方面的差异，决定和影响着阶级斗争发展的不平衡性。从1899年到1913年间，全国有统计数字的手工业工人罢工为31次，大都发生在江、浙、宁地区（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统计资料》第二卷，615-616页。）；辛亥革命前，属于革命党人领导的十数次武装起义，都发生在南方地区，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除局部地区的收回权利运动外，基本上没有摆脱一般的农民斗争形式。历史运动既然是群众的事业，就必然同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水平相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二十卷，401页。）。吴禄贞的活动正是在上述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展开的。如此论述，并非要引出一个绝对的结论：武昌起义后，北方只能出现“滦州兵谏”,除此以外，盖莫能属。武昌起义后，10月22日和29日，陕西、山西新军相继独立，这同吴禄贞的活动及其“滦州兵谏”形成鲜明的对比，岂非同根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