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运动”中和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活动试析(2)

　　显然，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特质，使之不可能同劳动群众结成真正的同盟，诚如所言，“下等社会，幼稚无知，只会盲目从事，不能从事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序言。），因而，他们的武装工作基本上着眼于新军。当时，吴禄贞为北洋军第六镇统制，而北洋军从军官到士兵，以致于在清朝的地位，都不同于各地新军：

　　其一，北洋六镇的军官，大都是袁世凯一手培植的亲信，“对非北洋保送的学生，袁一般不予重用”（李宗一《袁世凯传》114页。），由此形成以袁氏为中心的军阀政治集团，他们是反革命基干。袁世凯的爪牙不仅控制了北洋军，在“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私为之羽翼”（李宗一《袁世凯传》150页。）。各省新军军官，相当一部分是日本留学生，或者为同盟会员，或者同情革命。各省独立，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其二，北洋军实力雄厚。清末编练新军缘起于北洋军，1905年，北洋六镇全部编成，“而北洋陆军之声誉，逐布满全国”（丛刊资料《辛亥革命》三，323页。）。这时，各地才始练新军。北洋军装备依靠外国进口，较各省占有绝对优势。由于种种原因，直至清廷灭亡，都没有完成全国三十六镇的编练计划。全国成镇的仅十六镇，包括不成镇的总计十七万余人，而北洋六镇加上北洋学堂竟达七万人（《清史稿》兵志三，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24页。）。此外，江北第十三混成协，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奉天二十镇，或由北洋军派生，或被袁氏控制（李宗一《袁世凯传》116页。），同北洋系统保持着一定的关系。

　　其三，北洋军乃清廷国军，驻防直隶，拱卫京畿，清廷和袁世凯控制严密，其“兵丁多不识字”,便于袁世凯进行奴化教育，而革命意识的输入则比较困难。1911年春，革命党人赵声“闻保定陆军，是岁举行秋操，以为机不可失，急投某镇为队官。不料那时北洋军人思想之锢塞，正和官僚一般无二，所以大失所望”（《革命先烈传记》。国民党中宣部编，民国三十年九月。）。而各省新军，“……少年学子咸籍入伍，以为出身之地，……以故革命思想，易于输入。”（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15页。）有的革命者在新军中“几乎占半数以上”（《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119页。）。革命组织在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上下联系，厥功尤多。”（《山西省辛亥革命史略稿》第5页，省文史馆油印本。

　　吴禄贞1910年才入北洋军为第六镇统制，在清廷和袁氏集团的控制下，“欲易将弁，咸末得竟施，”（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29页。参见《辛亥武昌首义记》下，第146页，湖北通志馆编。）没有在军中形成进步的领导力量，“甚至不能控制协统以下各级军官。”（李宗一《袁世凯传》158页。参见《辛亥武昌首义记》下册，146页，湖北通志馆编。）武昌起义后，清廷加强了对军队的防范，第六镇的一部分军队被调往汉口前线，较归心吴禄贞的李真，也被荫昌“俾不得在镇”（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29页。参见《辛亥武昌首义记》下，第146页，湖北通志馆编。）。同时，清廷又派禁卫军一团，监视吴禄贞的军事行动；而第六镇仅有一协兵力，又掌握在军部直接委派的反动军官吴鸿昌手中（《武昌开国实录》上，96-97页。）。在此情况下，吴禄贞做为北方革命党的领导人，处于北洋军系统这一复杂而又恶劣的环境中，他的举措既关系着北方革命形势的根本转变，又受到各种反动力量的掣肘。当时在汉口，革命与反革命鏖战方酣，孤注一掷，往往成为总形势的根本转捩：或者予反革命以致命一击，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胜利的曙色照射在披靡所向的战旗上；或者革命主力受挫，反革命力量复振，革命形势即转低潮。在辛亥革命的史册中，被烈士鲜血所浸染着的这种先例并不鲜见，革命党人岂只一而再，再而三猝然发难，期以侥幸成功。生命所赢得的只是教训：“无共同之计划，……无切实之组织”（丛刊资料《辛亥革命》二，第90页。），或“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宋渔夫日记》，丛刊资料《辛亥革命》二，210页。）。这一教训，理所当然地为革命党人所接受。因此，吴禄贞很早就认为要“埋头苦干，不可浮躁”,“决不为局部的变动，影响大计。”（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29页。）虽然如此，吴禄贞却未曾放弃武装推翻清政府的根本宗旨。还在武昌起义之前，清廷调集新军举行永平秋操，吴禄贞认为机不可失，遂与“诸革命同志秘密决议，乘此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39页，冯玉祥《我的生活》上110页。）可惜走漏了风声，才不得不偃旗息鼓。未遂起义发生在武昌起义以前，这同立宪派的活动，无异于天壤之别。

　　北洋六镇，是清廷暨袁氏集团的血本，也是其统治和镇压人民的王牌。武昌起义后，清廷调第二、四镇及第六镇一协南下，其余大部分北洋军及第二十镇，仍驻守于北京四周，加上禁卫军，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吴禄贞既要革命，谋起于清廷反动统治中心，就决非立即打出“义旗”而能奏效，必须组织一支可以击败至少可与之抗衡的革命武装。吴禄贞身为军人，设身处地，对此十分明了。这是他没有立即起义，冀胜利于万一的原因。反言之，组织并造成可与清廷近畿武装相匹敌的革命武装，就成为北方革命党人的当务之急。吴禄贞当时的全部活动，恰恰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

　　武昌起义以后，吴禄贞“予知其军难恃，力求审势重发”,（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从刊资料《辛亥革命》六。）决定向外谋求。当时，驻滦州的第二十镇张绍曾拒绝南下镇压革命，同第二混成协的蓝天蔚，第三镇统领卢永祥，“共划戎机”,以求对策。至二十九日，张、蓝、卢向清廷提出态度强硬的“十二条政纲”,主张推翻皇族内阁，实行立宪政治。与此同时，山西新军独立举义。滦州兵谏和山西独立，使吴禄贞看到联合组织革命武装的条件趋于成熟，于是，借清廷命他前抚张绍曾、镇压山西新军之机，首先同革命党人何遂取得联系，令其同山西革命党联络，共定大计（《辛亥革命回忆录》一，471页。）；自己同革命党人李书城迅速离京至保定，“计划举兵响应”（《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188页。），遂有组织张、蓝、卢联军“约期会齐”、“直通北京”（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34页。）之举。这既说明吴禄贞并非追随立宪派，同时也说明他同滦州兵谏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由于监视吴禄贞的特务陈其采将联军计划谍告清廷，清廷匆忙“调滦东各路大军集中北京”（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34页。），并控制了运输工具，阻止联军北上。联军计划失密后，斗争趋于明朗，而张绍曾又游移不定，形势也转向恶化。此时，吴禄贞返回石家庄，于十一月四日毅然决然地扣留开往汉口的军列，六日，与山西革命军司令姚以价都督阎锡山在娘子关会晤，表明了自己是老同盟会员的身份（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3476、477页。），建议组织“燕晋联军”，“宣布反正，南断黄河桥，以杜清军第一军后路，东与第二十镇联合，两军直捣北京”（丁东第《辛亥革命石家庄起义节略》。）。他又派王孝真到武昌同革命军联系，欲置反革命军队于死地。吴禄贞的联军计划至此已初步完成。这支武装盘桓于石家庄战略要地，一旦异军突起，整个革命形势势必发生根本的转变。然而，就在“燕晋联军”组成的次日，吴禄贞被袁氏党徒刺杀于石家庄车站，整个行动便告失败。

　　吴禄贞的活动受着他对形势认识的支配。当时，针对在石家庄立即起义的主张，吴禄贞认为，直捣北京，“我们力量太弱，……而且北方民气，不如南方，……”（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196页。）不能认为这是一种遁辞。“直隶为满清建都之地，专制威力所集中，当事者防范之严，侦察之密，过于他省。故当鄂事既起，……密谋运动，终屈伏而不得逞，”（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263页。）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可贵之处在于，吴禄贞面对恶劣的客观形势，采取了积极进取的努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诚然，个别人物--即令是最杰出人物--所持的动机，也不能决定历史的运动。如果条件成熟的话，革命决不会由于某个人主观“立宪”而被抑制；反之亦然。

　　吴禄贞被刺，京畿地区的革命派“失去领导者，一时颇成散漫状态”（冯玉祥《我的生活》上，117页。），接着，天津同盟会派出白雅雨，王励斋继续和二十镇革命党人联系，企图起义。因考虑“滦州南临京奉铁路，无山河关隘以自固，京、津、辽、沈之敌朝发而夕至”（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293页。），迟迟没有行动。直到辛亥年的最后几天，他们才发动了任邱起义。不幸的是“任邱起义，京、津、保、通、石家庄无一响应”（《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序言。），起义军孤立无援，袁世凯派第三镇很快镇压了起义。此后，“北方革命，遂日趋暗淡。”（《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序言。）吴禄贞死后，整个北方形势发展的结果，对他当时“迟迟没有行动”--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吴禄贞早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启迪，参加兴中会，从事革命活动。这不能决定他一生的政治立场不发生变更。近代中国是动荡多变的岁月，一些人曾经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未来的希望而疾呼；曾几何时又很快被历史所遗弃，成为眷恋旧制度的□蠖之辈。但是，纵观吴禄贞的一生，我们无法把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分割开来。他的一生，奉献给了孙中山先生开辟的民主革命事业，而不是送上了康、梁设置的保皇立宪的祭坛。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今天，他应该享有应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声誉。

　　【资料来源：《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