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吴宓看辛亥革命(一)(3)

辛亥革命网 2015-01-14 09:08 来源:重庆政协报 作者:刘重来 查看:

辛亥革命爆发时,吴宓正在北京清华学堂读书。他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视角,逐日记载了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京城引起的巨大震荡。

  记自己的困惑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普遍有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这实际上也是他们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位卑未敢忘忧国”,当国家处在动乱之时,他们想得多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义爆发时,吴宓作为一个学生,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完全没有精神准备,只感到国家将陷入动乱之中,前途命运未卜,因而处在极度的困惑和忧虑之中。如当他在10 月12 日(即辛亥革命爆发第3 天)从报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又吃惊,又困惑,又担忧,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夕,阅报,则湖北武昌府方有革党举事,而防兵复变,倒戈相向,以故武昌府城已陷,瑞督(指湖广总督瑞澂要要笔者)逃驻汉口,提督张彪已被捉杀。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钥果于何时灭亡也浴吾辈又将如之何而可乎钥”从这天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武昌起义毫无认识,只觉得国家将要大乱,他担忧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也困惑于自己以后将如何前行才对。10 月13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鄂乱为势甚凶,汉阳亦已陷落。又郑州北黄河铁桥已被割断。……近日国中多事,独吾陕景象尚号太平,毫无诸种动作。呜呼浴国社危灭,恐桑梓亦只燕巢幕上,庆旦夕之安而已。”

  你看,吴宓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将武昌起义称为“鄂乱”,将革命军称之为“敌锋”,担心“鄂乱为势甚凶”,致使“国社危灭”,可见他对武昌起义作为一场革命行动并无认识。且随着战局的变化,吴宓的困惑与担忧也与日俱增。10 月18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危像若此,茫茫宇宙将于何处托足,未免太觉无谓也。”10 月26 日,当他听说自己的家乡陕西也发生响应革命之兵变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报载陕中乱事,盖已成确举。闻系西安新军变,城门闭。城中未知如何,亦未得西安消息。但有新军中协统某,只身逃至潼关,由潼关发一电报至京。究亦未能详悉现状何若也。今日中国大乱,四海鼎沸,桑梓夫岂能独安钥吾家三原,想不至有他虑欤。”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初,他认为革命党人势力太弱,根本不足以与清军抗衡,所以他估计清军与革命军的较量,肯定“革党决不能获胜利”。他在10 月18 日的日记中写道(以下凡日记中括号内的说明,均为笔者所加):

  “此事(指武昌起义)成败消息现虽难定,以意度之,革党决不能获胜利,且即使如何如何,吾人岂遂必有性命之忧乎钥且吾生毫未履危险,今即使京师有事,使余能于此危境中安稳渡过,则能广增闻见,多添知识,事后谈之亦津津有味,且多能掇拾轶闻琐事,为他日著书之资料,而况此种种危险事,特不敢言其必无耳,非敢谓必来吾前而加诸吾身也。”

  此时的吴宓,因认定“革党决不能获胜利”,所以竟认为根本没有必要逃出京城,他决定自己将在京师“安稳渡过”,而且还要将亲历事变经过作为以后茶余饭后的谈资或写作之资料。但随着战局的发展,他开始明白自己太小看革命军了,后来他也意识到京城将不保,也开始作离京的准备,但哪里是安稳的落脚点钥偌大的中国,哪里可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处在困惑之中。12 月27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终日心中忐忑,至不静适。余思,往上海之说虽善,但中国到处皆乱,辗转逃避惟觉多事,其果能幸免与否,又未可必。……人生运命之说虽不可信,余今居此弗行,将来颠沛流离未必遂死。即使事情到十分紧急地步,余能于乱中苟全性命与否,彼时一听诸天。……余素慕佛氏之说,顾尝欲学之而未得,今处此等境界,毫不知将何所措。余此时主意如此,写日记之文字如此,他年结果若何,追悔此日之失计与否,此时皆不及知。呜呼,余之心亦实苦矣!”

  由此可知吴宓当时痛切感到“中国到处皆乱”,他为国家前途命运担忧,也为自己找不到出路而痛苦。中国知识分子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也在潜移默化影响着这位身陷逆境的青年。

  但吴宓并不糊涂。10 月30 日,当学校老师谈到希望清政府通过此事件吸取教训,作适当政治改革时,他却对此表示怀疑:

  “午后,监督唐(唐国安,清华学堂副监督,民国后任清华学校校长)演说今日所下五道诏谕,言自此乱事可平,诸生在此亦无忧患矣。而国文教员杨亦言,此后政府或能稍行改良政治,革命之事或将由此而止。果政治上能得少许进步,然亦以多人之血易之而来者,实则其果能改良与否,亦未确定。”

  你看,吴宓的老师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头上,而吴宓却表示怀疑。从这一点看,吴宓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对,世凯被重新重用来对抗革命军,也有个人的看法:“袁项城此去,各国皆翊赞之。此次至军必不开战,必与革军作和平之了结,则此次乱事以此而止。但未识革党如何对待。将来结果,或革党解散败灭,或可保有南方各省,成一完全对峙之独立国,皆未可知,但必经一番极有趣味之变动也。”

  吴宓对战局的分析,虽然和以后的实际发展相去甚远,但其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为此,你也不能不佩服一个17岁的青年学生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思考。

  (摘编自《纪念辛亥革命100 周年座谈会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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