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中下层民众的街头政治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认为，像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犹如海面波浪翻滚，实际上是下面看不到的潜流所决定的，这个潜流就是长期的社会变化。他启发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注重文化和日常生活，但他却视政治为“海面的泡沫”，虽然轰轰烈烈，却缺乏持久的影响力。

　　在社会史和文化史大行其道的今天，辛亥革命的研究在西方受到冷落，便是情有可原的了。然而，如果我们从大众文化、从下往上角度来观察辛亥革命，可以发现许多我们过去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辛亥革命前十年经济、政治、教育制度、社会组织以及思想意识的变化，使得革命成为可能。不过，我们可以尝试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切入，来重新认识这次运动，革命中的成都给我们提供了大众文化如何成为政治工具的极好例子。街头是城市中最重要和最经常为各阶层人所使用的公共空间，任何事件发生在街头都会造成比其他地方更为轰动的效应，当政治运动爆发时，街头便成为一个政治舞台，各种人物都在那里表演。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保路运动，让我们考察一下民众是怎样卷入这场运动的、以及他们在这个运动中的得失和感受。

　　谁在引导民众？

　　在传统中国社会，城市中的许多活动都是由精英为主导的各种自发团体来组织的，因此，这些精英便建立起对一般民众的领导权，各种社会团体在地方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初，全国性的改良浪潮也冲击到了成都，除了传统的像慈善会、会馆和行会那样的团体之外，很多新的团体也出现了，包括商会、商事裁判所、教育会等等。随着自治的发展，城市议事会建立，它由市民选出的议员组成。通过参与改良运动，这些精英组织在影响地方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改良精英通过借阅图书、公开演讲、改良戏剧等所谓“开民智”的措施，来对民众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虽然他们藐视下层民众，视“绅、商、学界”为主要依靠对象，但仍力图通过教育和启蒙来达到其引导下层民众的目的。这些都为随后到来的革命和政治动乱中，下层民众与改良精英间所呈现的相互依赖关系埋下了伏笔。精英们在新政时期的启蒙活动也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基础。

　　过去市民对地方政治并不感兴趣，或者有意识地远离政治，但是社会的全面转变，迫使他们不得不参与地方政治。一方面，精英试图利用民众力量来促进他们的政治议程，动员他们为地方权力而斗争，以抗衡中央政府；但另一方面，当民众的利益受到国家权力威胁时，民众也为争取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辛亥革命以及民初的政治秩序变幻莫测，民众不可避免地更深地卷入国家和地方政治之中。在革命和社会动荡之中，街头不仅为各种军事和政治力量所占据，并且演变成血腥的战场。同时，街头也被用作政治对抗的舞台，演出了无数饶有兴味、活生生的政治和社会的“戏剧”。

　　民众如何成为革命的参加者？

　　1911年夏，当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后，一个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在湖南、湖北、广东以及四川爆发。任何社会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公共空间里，连茶馆里的顾客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地方政治之中。韩素音在其自传中写道：茶馆不再是一个闲聊的场所，而充满着政治辩论和政治活动，“你知道我们成都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但在1911年5月底以后，它变为十分不安，公园和街头的茶馆充满躁动，这个城市正酝酿着骚乱”。这个时候，茶馆中“来碗茶”的吆喝不再像过去仅仅是社交或生意洽谈的开端，而是“有些人甚至站着聆听人们关于铁路国有和借外款的辩论。然后人们悄然散去，又到另一茶馆听另一场辩论”。

　　如果说茶馆是人们公开议政的讲台，那么也是地方政府收集情报的场所。政府派密探到茶馆偷听人们谈话，竭力发现所谓反政府的“煽动”者。如韩素音描述的：“拥挤的茶馆召来了满清的密探。在露天茶社，在爬满藤蔓的凉亭下，在悦目的树荫和竹林中，都散布着边品茶边偷听文人谈话的密探。”在清政府倒台以后，军阀和地方政府仍用这一方法去寻找所谓“破坏分子”。在这一时期，公共场所的闲聊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政府所干扰。例如一项规定明令：如果发现操外省口音者在茶馆谈论军务，看起来像一个“间谍”，店主应向警察密报；如果所报属实并协助使“间谍”就擒，可得十元奖赏。

　　当成都市民意识到铁路是“存亡关键”，而竭尽全力加入“破约保路”运动时，街头立即成为政治斗争的巨大舞台，公众集会成为发动民众最有效之工具。如一次四川铁路总公司的集会，会场所在的岳府街成为“人的河流”，估计有约五千人参加。几位运动领袖演讲路权与国家命运之关系，当会议达到高潮之时，“与会群众多痛哭失声，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保路同志会派代表向中央政府请愿，在南较场举行的大规模的送别仪式上，赴京代表发誓不达目的决不回川，此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愤”。在另一集会上，当一个小学生代表同学发言，建议每个学生每天向运动捐钱二文，与会者多被深深打动。一位老者上台搂着这孩子，声泪俱下地说：“我辈所以必争路争爱国者，皆为此辈小兄弟计也”，在场万余民众亦失声痛哭，甚至维持秩序的警察也表示道：“我亦四川人，我亦爱国者”。显然，地方精英以公众集会作为宣传工具来唤起民众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改良者与下层民众首次加入同一个政治性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这一时期阶级的鸿沟得到暂时的弥合。同志会以街道、职业、社会集团为基础建立了许多分会，如各街分会、妇女分会、学生分会、丝帮分会、甚至乞丐分会。各店铺则组织“一钱会”，即成员每人每天捐钱一文给保路同志会。各分会的成立如“雨后春笋”，短期内便出现在每个街道。一些行会诸如木材和丝业等也组织了行业“一钱会”，仅丝业在几天之内便有二百余人加入。根据地方报载，一天时间内仅回民即组织分会二十余个。

　　四川保路同志会在全城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据传教士的观察，当时公开演讲成为“明显的街头一景”。《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广为发行，每期达一万五千份左右。每天《报告》在公共场所一贴出，便人头躜动，讨论热烈。此时改良精英也尽量利用街头来发动民众，其方法从张贴政治传单到以大众娱乐的方式作政治宣传，诸如金钱板、大鼓书这样的“下里巴人”演唱都得以运用。这时庙宇也被用作政治目的，如同志会的演讲会在三义庙、火神庙、延庆寺、文昌宫等庙宇举行，传统的宗教崇拜的场所转变成了政治动员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