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中下层民众的街头政治(2)

　　下层民众响应运动的号召进行罢市。据当事人的回忆，在罢市期间各街商店关闭，各业停工，整个城市像停了摆的钟：“成都本是一个摩肩接踵、繁荣热闹的大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清的现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织绸的机声，打金街首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听不见了。还有些棚户摊子，都把东西楝起来了。”

　　过去改良精英总是藐视民众的道德和思想，然而在民众积极参与保路运动之后，他们也被下层民众积极投入运动、出席集会、捐钱出力的热情所感动。一位轿夫在捐出他的血汗钱时说道：“苦力也是公民”，虽然我们可以说他们对“公民”的含义恐怕并不十分明白，但无疑这种表白说明了他们对地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民间艺人团体也派代表到同志会表达对运动的支持。在保路分会的组织下，街民们举着旗子在赵尔丰出行经过之处，跪在烂泥里向其请愿。这些活动都使运动领导者意识到民众是一支可以用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强大力量。

　　宗教仪式如何成为革命的工具？

　　社会人类学家发现，宗教仪式、节日庆典以及大众娱乐往往在社会剧变之时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文化传统可被政治运动的领导人用于发动民众以对抗国家权力。正如研究中国宗教的人类学家马丁(Em ilyA hern)所指出的：“国民可用宗教仪式反对政治权威”，辛亥革命中的成都街头所发生的一切，便印证了这一观点。

　　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冲突中，地方政治文化得以重新建构。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宗教仪式被用于政治目的，精英和民众都史无前例地卷入到地方政治之中。在地方政治影响之下，大众文化被纳入政治轨道。在精英主导下的传统社会共同体(或社区)演变成为政治斗争中的“政治共同体”，即人们的社会联系和共同行为不仅仅是社区的日常生活活动，还由于共同的政治利益。

　　在过去，一般民众习惯于远离政治，对任何反抗政府的煽动总是心怀疑虑。然而，政治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后，即大众文化被精英用作发动民众的工具之时，情况则发生了极大地变化，他们像参加宗教或街头节日庆典那样投入到政治反抗运动之中。革命的政治文化经常是由语言、形象以及人们的姿态等象征性行为组成的，在保路运动中的成都，这种象征性行为是随处可见，它们唤起了人们的相互认同，从而成为革命的强有力工具。

　　在改良精英的支持和鼓动下，民众以修筑“先皇台”———即祭祀光绪皇帝的大祭坛———来占据街头，以纪念死于1908年的光绪皇帝为手段来表达政治声音。类似的仪式也深入到各家各户，在几天时间之内，各商家、铺户和居民的前厅都供起了光绪牌位，门上贴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句取自光绪圣谕的对联，因为光绪被视为铁路商办的支持者。各街民众在“先皇台”前昼夜焚香跪拜，整个城市是一派沸沸扬扬。一位西方目击者写道：“这个城市的每家都立有一书有‘光绪皇帝灵位’的黄牌，配以摘抄自准四川商人自办铁路的圣谕。各交通要道都立有跨街的大牌坊，置放有光绪画像，灵位前有花瓶、香案以及其他物品”。祭奠往往能激起人们的情感，在肃穆的祭坛前，香烟缭绕，仪式庄严，人们哭号跪拜，其情绪相互感染。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氛围，感受到人们无限悲愤的心境。

　　显然，修建牌坊、竖立灵位、烧香祭祀、跪拜街头等等，这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宗教仪式，而是政治反抗。例如街头牌坊实际上也被民众用来发泄对当局的不满：由于街头建有光绪灵牌，致使官员不敢像往常那样骑马或坐轿上街，若有官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则必为民众所攻击。护督赵尔丰对此亦有觉察，在其奏折中指责：“省中各街衢皆搭盖席棚，供设德宗景皇帝万岁牌，舆马不得过。如去之必有所借口，更有头顶万岁牌为护符。种种窒碍，不得不密为陈告。”因此，街头的宗教仪式既像“大众戏剧”，也实际上成为民众与官权较量的“战场”。保路运动中祭坛和灵位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我们有理由认为保路运动在地方政治中，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即使运动的领导者并未试图反对中央政府，但却是他们第一次组织民众挑战国家政权。

　　这些公共仪式体现了精英的策略，他们意识到宗教仪式是他们斗争的绝好工具。然而，运动领袖们并不想走得太远，从保路运动一开始，精英便竭力避免与政府的直接对抗，并试图把运动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保路同志会发布告示称：“人人负有维持秩序之义务，今千万祷祝数事：(一)勿在街上聚群！(二)勿暴动！(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油盐柴米一切饮食照常发卖！能守秩序，便是国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父勉其子，兄勉其弟，紧记这几句话。”当改良精英力图发动民众之时，他们强调的外人及其财产应得到保护。显然，他们试图使运动运行在“理性”的轨道上，在与国家权力斗争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生活的稳定。

　　但改良精英的善良愿望与和平梦想被国家暴力彻底打碎。在保路初期，运动在领袖们的设计之下平稳发展，但成都惨案导致了情况的逆转，和平请愿演变为反清政府的“暴乱”。1911年9月7日，护督赵尔丰逮捕了罗纶和其他八位运动领导，全城为之震惊。民众立即聚集示威，“很快参加者达千人以上，群情激愤”，男女老幼“一只手拿着焚香，另一只手端着黄色的光绪灵位，涌向总督衙门。大家哭喊着：‘还我罗纶；还我罗纶！’”吁请释放运动的领导人。街头曾经是民众的活动空间，但这时精英在街头也充当了一个关键角色。市民从未见过如此的场面：警察在前面开道，穿长衫的士绅领头，后面跟着无数的下层民众。城市精英和下层民众站在一起，在“公共舞台”上演出了一场生动的“社会戏剧”。

　　这场和平示威以血案结束。虽然“百姓哀求拜跪”，但当局并没有因此怜悯，赵尔丰令兵丁在总督衙门前大开杀戒，瞬间人们四散、店铺关门，母亲在街上嘶声力竭地寻找失散的孩子，总督衙门前顷刻间留下二十余具淌血的尸体，以及散乱的鞋子和打破的光绪灵位。赵进而派兵把守各街口禁止人们通过。大部分参加者都是下层民众，在这次遇难的人中，26位的身份得到证实，其中16个是织匠、刻匠、学徒、裁缝和小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