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华兴会在长沙的革命活动(4)

   　 激昂的旋律，如号角；急促的呼喊，如鼓点，令人鼓舞，扣人心弦！

    　《猛回头》和《警世钟》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封建任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新型政权，思想堪称先进；更难能可贵的是，陈天华用通俗的白话文写作，以充沛的感情用词遣句，“一字一泪，沁人心脾，谈复仇而色变，歌爱国而声歔。”《祭陈星台先生文》，《民报》第2号。因而海内外一纸风行，两湖地区尤为震动。在湖南，各学堂集资翻印，“备作课本传习”，“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在湖北，被广为翻印，引起轰动。由于文字“动人听闻，便于唱口”，在新军士兵中也“奉为至宝”。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记写道：“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可见影响之巨了。

    　长沙起义失败后，陈天华再次东渡日本，继续革命活动。1905年12月，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投海殉国，以死来激励国人。

    　长期以来，我以为有个现象值得研究，自屈子在汩罗怀沙投江殉国，其殉国方式似乎在千古湘人中得到共鸣，湖湘志士之投江，不为个人遭际，更不为殉情，如前所叙杨毓麟和陈天华，又如此后于1921年投水殉国的长沙才子易白沙，个性的烈烈刚肠加上报国的耿耿精忠，造成了湘省志士独特的殉国方式。我揣想，他们采取这样的极端行动，一定怀有对家国极大的责任感、极大的热爱，一定怀揣着用短促生命换来永恒声名的梦想。这也是湖湘志士迥异于他省国人之处。由此想到当年韩国正式被日本“合并”，留日的韩国学生纷纷愤而自杀，国人为何烈烈血性者尚不如一小国为多呢？

    　再回头说华兴会。其草创阶段虽然保密工作做得不好，其开展措施、其分工还是井然有序的。总机关“华兴公司”设立在南门外；在长沙小吴门正街设立“东文讲习所”，用以联络学界；另设“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专门机关；又设立“黄汉会”以便联络军界；此外，在省外还设有“上海爱国协会”、“华兴会湖北支部”、“新华会”（设立于日本）等等。许多会员分头到其他府、县开展活动，此后华兴会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并且对湖北革命运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柳诒徵《赵伯先传》就说：“江楚有志之士，争慕向之，革命思想更磅礴一新。
   
　　 二
  
    　1904年春，华兴会谋划起义，因为会众大多学界中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首要问题就是争取武装力量。由于当时湖南刚筹组新军和开办武备、兵目学堂，新军力量薄弱，旧式的巡防营一时又难以渗透，因此，黄兴等人将目光转向了实力雄厚的会党，其工作重点是联络著名的会党首领马福益。

    　马福益（1865~1905），又名乾，湘潭人，世代佃农。早年曾在湘军充当营勇，加入过哥老会。回乡后，1891年创立回龙山，在醴陵、渌口等地开堂放票，招收党徒，势力遍于长沙、衡阳、永州三府城乡，亦及于江西、湖北两省，会众达两万多人，其中当然不乏勇武之士、亡命之徒。1900年自立军事件，马福益也曾参加，事败后，其反清之志更为明显而积极，正在俟机而动。其实，早在东京时，刘揆一就向黄兴推荐过马福益这位实力雄厚的龙头大爷。

    　1904年初春的一个风雪之夜，黄兴头顶斗笠，与刘揆一乘雪夜行30里，在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了马福益。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回忆说：“柴火熊熊，三人席地而促坐，各倾肝胆，共谋光复。”马福益的会众在洞外通宵警戒，他们三个畅谈达旦。三人议定：一、决定在这年11月16日（光绪三十年十月十日）趁西太后70生辰，全省文武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置炸弹，将官吏们炸毙，宣布起义。二、起义时，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哥老会为辅，省城外则以哥老会为主，分五路策应。并指定谢寿祺、郭义庭组合浏阳、醴陵起义队伍；申兰生、黄人哲组合衡州队伍；游得胜、胡友堂组合常德队伍；萧桂生、王玉堂组合岳州队伍；邓彰楚、谭菊生组织宝庆队伍。五军组成汇合后，由华兴会派遣各路指挥与监军，再会攻长沙。三、依照日本军制编组革命军旅，黄兴任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为了实现黄兴所提出的“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革命策略，华兴会派会员章士钊等分赴省内外联络，一些爱国的湘籍留日学生纷纷回湘活动，省外的革命人士如吴禄贞、李书城、耿觐文等也相继来湘，参与华兴会的机密。1904年7月底，黄兴来到武昌，当地革命团体为其举行了欢迎宴会。会上，黄兴阐释了华兴会的起义计划，武昌的同志一致答应，如长沙事起，即协同响应。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记叙甚详，可知这“第一枪”原计划在长沙打响。

    　要打响“第一枪”当然需要枪。要买到枪，则当然需要钱。黄兴卖掉了长沙东乡凉塘近300石租谷的祖产，刘揆一、龙璋等也变卖家产或向人借钱，长沙南阳街的书店老板张斗枢也慷慨捐款万余元，合计筹款约5万元。华兴会用这笔钱在上海秘密购置长枪500杆、手枪200枝，并利用龙璋创办之江轮二艘，为运械之用，将这些枪支放在长沙郊外。此外，还利用明德学堂理化实验室自制了一批土炸弹，以备起义时使用。他们似乎认定，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完成改朝换代，而完全无视新兴的绅士们立宪的呼声。似乎中国通向共和只此华山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