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左右为难的自我毁灭之路
辛亥革命网 2013-10-21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宋石男 查看：
尽管辛亥革命一举功成，但在晚清的最后十余年，革命并非时代唯一主音。
晚清的另一主音是立宪，始于戊戌，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大张。但晚清的立宪运动与西方大不同。西方是民众自下而上的倒逼立宪，中国则仅限于少数士绅阶层，谋求自上而下的政改立宪。此外，西方中世纪以降长期是封建的分权政体，立宪就是限制权力独大，而中国在秦汉以后基本是中央集权，也无限权传统，因此晚清立宪，纸上之“宪”可以立，实质之“限”则几乎从未谈。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人多认为，新兴岛国日本之所以战胜老牌强国帝俄，其因在于日本有宪法而俄国没有。于是，报章纷起而鼓吹立宪，官员也群起上奏，外交使节如驻英、驻美、驻俄大使，京官如学部、礼部尚书，封疆大吏如两湖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预备立宪之势遂成。当年7月，清廷诏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虽为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行刺，后仍成行。五大臣归来，连上条折，敷陈各国宪法，认为必须立宪。慈禧终于有所动，以为有了宪法，清廷江山可保。
翌年，清廷下仿行宪政诏，以改革官制入手，并着手厘定法律。1907年，颁布外官制，筹设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1908年，定谘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颁布宪法大纲，定9年之后召开国会。
后来世人常以晚清预备立宪之政改为“假立宪”“假政改”，其实就清廷具体举措而言，很难说全是虚情假意，尤其颁布宪法大纲、设立各省谘议局、开资政院，均务实有新兴气象。以当时朝野实际情势来看，也不允许清廷将立宪政改当做一场大戏。晚清内外交困，于外则列强咄咄，于内则财政维艰、尾大不掉，实在没有慈禧或摄政王载沣从容来当影后、影帝的余地。
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立宪派人经由选举，成为地方议会代表，谘议局成为变相政党机关，有了合法地位。此前清廷可以随时关闭立宪团体，比如1908年就禁止政闻社。
1910年，资政院成立，立宪派人可由谘议局议员进身中央临时议会代表。至此，立宪派人从地方到中央，都有了合法的活动舞台。
1911年，孙洪伊以谘议局联合会名义，邀请各省议长入京，4月，16省代表40人抵京，名义上是第二届谘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组党会议。大会选出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廷闿为主席，于6月4日宣布成立宪友会。宪友会被学者张朋园称为“中国早期最具有渊源和规模的政党”，在全国二十二省中，除黑龙江、云南、甘肃、新疆四省未有正式组织，其余均有负责人。辛亥革命爆发后，宪友会凭借强大的地方基础，控制各省政局，与革命合澜。立宪派人始于求国会，终于得革命，可谓种下跳蚤，收获龙种。
立宪之路竟通向革命，也有深刻原因，即是清廷自我毁灭式的应对。
清廷的最大败笔之一，即是在1911年拒绝召开资政院会议，自行设立新内阁，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被时人称为“皇族内阁”。内阁人员配置的不公平与不合理，反映了清廷集权于皇族的用心，违背宪政精神，为世人所痛诅，甚至比封建皇权专制最强横的时候还为人仇恨，因为摧毁一部分专制，就使得剩下的那些更令人百倍厌恶。
“皇族内阁”也引爆了汉人官绅的不满，连向来被视为温和立宪派首领的张謇，也在自定年谱中说：“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他后来与革命党合作，向盐商筹款20万元解决南京革命军出城问题，又积极实施以自己的纱厂担保向日本三井银行借款30万元等举措帮助临时政府渡过财政难关，根源或埋于此。
不过，张謇的意中人并非革命党，而是袁世凯。他始终要在旧传统中找一个继承人，这也代表了相当数量的立宪派人的心意。
总体看来，立宪派在晚清最后十年中的作为是充满矛盾的。立宪派人既浸淫儒家传统，又受西方新知影响，二者比例虽有不同，比如梁启超的身体里，近代西方政治文明观念就大于儒家传统治理术，而张謇或许就相反。但大致而言，立宪派人多是矛盾复合体：他们反对专制，但不能摆脱传统，因此对皇权仍有希望或眷恋；他们精英味太浓，以致无法真正发起群众运动；他们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保守而患得患失的一面；他们或有坚定的政治抱负，但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