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的合作与对抗(3)
辛亥革命网 2013-03-01 00:00 来源：团结报 作者：李雪峰 查看：
十月初二日，袁世凯面奏暂行停止奏事入对。袁世凯提出：一、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俟定有章制，再行照章办理。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奉召入对，并得随时自请入对。二、除照内阁官制，得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咨行内阁核办。其必应具奏者，暂由阁代递。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其关于皇室事务，如宗人府、内务府、銮舆卫、钦天监等衙门，暂仍照向章具奏，统由内务府大臣承旨署名。具奏后，仍即时知照内阁，但所奏以不涉及国务为限。三、各部例行及属于大臣专行事件，毋须上奏。其值日办法，应暂停止。四、向由奏事处传旨事件，均暂停止。内外摺照题本旧例，均递至内阁，由内阁拟旨进呈，再请钤章。其谢恩请安摺件，及进呈贡物，仍暂由奏事处照旧呈递。 载沣既已颁布《重大宪法信条十九条》，已命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就无法拒绝，只得“从之”。这样载沣与国务大臣之外的官员被隔离开来，载沣不能召见国务大臣之外官员，国务大臣之外官员也不能向载沣具奏，载沣更无从直接掌控、指挥国务大臣之外的官员。载沣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
袁世凯下一步就是要夺取对第三军的控制权。袁世凯略施小计，讽令载涛出征以难之。载涛恇怯，先请内阁代奏：“第三军内之第一镇营队，除步队四营、马队一营驻扎城外，未便抽调外，其余各营请改由袁世凯任便调遣，并请将第三军名目撤销。” 后又奏请添派徐世昌为禁卫军训练大臣。载沣兄弟失去了对苦心经营的禁卫军的控制。
载沣虽被架空，但毕竟是监国摄政王，名义上代理海陆军大元帅，拥有管辖调遣禁卫军之权，仍然是对袁世凯最大的威胁。为了彻底搬掉载沣这个障碍，袁世凯一面伙同奕劻，告诉隆裕、载沣，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隆裕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奕劻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看。两天后，奕劻回复隆裕：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
一面又买通小德张，让他在隆裕跟前吹风。金梁在《光宣小记》中载：“袁既入京，主内阁，摄政王监国如故，遇事必承朝命。小德张窥其意，乃引之觐太后，为备膳。袁脱手万金，小德张大喜过望，私计一饭万金，如事成，富贵何可限量。乃力怂太后纳袁请，撤监国而复训政。遂下监国摄政王推归藩邸之命。”
此时各省纷纷独立，载沣一筹莫展，又被袁世凯架空，恋栈意义已经不大，他决心引咎辞职，以挽回人心，换取列强的支持。十月十六日，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退归藩邸。
结语
总的说来，载沣与袁世凯二人在政治上合作少而对抗多。二人矛盾和冲突有性格方面的原因。他们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一个内敛，一个张扬，一个贪婪，一个清廉。性格的不合使得载沣对袁世凯怀有深深的厌恶，袁世凯对载沣也鲜有好感。二人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利益上的冲突。袁世凯为了保持、扩张自己的政治权势不择手段，载沣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皇权，把权势熏天的袁世凯当作最大的敌人。
载沣执政之初，从大局出发，不去触动袁世凯，对袁世凯既使用又限制，是完全正确的，对于稳固政治局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后来，由于误听载泽、善耆的意见，载沣不顾大局，将袁世凯开缺。将袁世凯开缺，不仅彻底得罪了袁世凯，而且引起了汉人的不满，严重损害了满汉关系。孙宝瑄闻讯，“不胜骇然”。他在日记中写道：“庚子以前，李合肥之世界也；庚子以后，袁项城之世界也。合肥既死，项城又去位，不审更推何人支此残局？” 王锡彤更是称“清廷之颠倒混乱至此极矣” 。
武昌起义爆发之初，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革命派，载沣和袁世凯开始合作，取得了军事上的初步胜利。二人这种合作完全是建立在共同政治利益基础之上的，毫无感情可言，随时有破裂的可能。当登上总统宝座成为可能，袁世凯立马抛弃了载沣，中止了与载沣的合作，转而步步紧逼，迫使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
载沣在处理与袁世凯关系上有诸多失误，主要是因为他不明大局，缺乏主见。光绪三十二年，他在荣庆等人的唆使下，向袁世凯发难，严重恶化了二人之间的关系。光绪三十四年，他在载泽、善耆的撺掇下，放弃了使用并限制袁世凯的做法，准备杀掉袁世凯；后由于奕劻、张之洞、世续等人的干扰，对袁世凯的处置一再降温，最终仅以养疴名义将袁世凯开缺。还是因为不明大局，缺乏政治主见，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轻率听从奕劻、徐世昌、那桐的意见，起用袁世凯，想与袁世凯合作，挽救清王朝的统治，最终导致大权旁落，王朝灭亡。正是因为缺乏政治见识，载沣在该使用袁世凯稳固局面的时候却处置得罪了袁世凯，而在不该使用袁世凯的时候请出了这个送命郎中，造成了王朝灭亡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