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秋雨总坚贞——丘哲传略(2)

　　“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

　　民国建立后，丘哲因革命有功，1912年冬被派公费赴日留学。初到日本补习日语，1914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日本留学期间，袁世凯称帝，丘哲十分愤慨，组织学术研究会，联络革命志士，进行反袁活动。他创办《民铎》杂志，自任主编，撰文反对袁世凯，鼓吹民主思想，遭到日本警视厅的扣押，经留日同学和日本、南洋华侨多方设法，才得以释放。

　　1917年，段祺瑞废弃约法，解散国会，因而南方护法军兴，在日本读书的丘哲闻讯后，立即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

　　1918年丘哲由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到广州后，被孙中山大元帅府派至陈炯明入闽部队工作。曾和苏联代表团在厦门谈判，要求提供武器以支持中国革命。广东收复后，丘哲被当时的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任命为广东省金库主任，不久孙中山任命他为广东省银行行长。这时，丘哲经粤军第一师师长邓仲元介绍，结识了在该师任职的青年将校邓演达，从此二人过从甚密，结为挚友。邓演达约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断金学会”（取《易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之意），丘哲、季方等参加了这一组织。邓演达很敬重丘哲，而丘哲认为邓演达器识过人，才能出众，是不可多得的军事政治人才，故极为爱慕。丘哲这时还结识了梅县老乡、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黄琪翔，与之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1922年，陈炯明炮击总统府，背叛孙中山。丘哲与陈炯明关系甚好，力劝陈炯明不要背叛孙中山，陈炯明终究不听，丘哲愤而辞职，离粤赴沪。在上海，丘哲出资创办启智书局和启智印刷公司，发行《自卫》杂志，翻译介绍日文书籍，印刷社会科学著作，希望通过介绍国外新兴科学，开启民智，发展中国科学文化。丘哲专心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探讨国际问题。丘哲不仅尽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还开始交往共产党人，研究苏联问题，对刚刚在中国启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很感兴趣。丘哲在上海的寓所经常高朋满座，其中多是进步人士。大家议论国内外政局，讨论中国的出路，常有争论。

　　不久，丘哲经孙中山批准赴美国考察，并联络北美的革命志士。

　　当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时，丘哲由美国回国，参加联络和筹划北伐战争。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丘哲虽未亲历北伐，但与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书信往来，相互勉励。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致认为必须扫荡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不久，汪精卫又反对共产党，与蒋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12月11日，共产党人张太雷、叶剑英（时任第四军参谋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等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因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而擢升为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时任广州卫戍司令，反动政府和社会舆论都指责他“勾结共党”。此话并非空穴来风，黄琪翔与梅县老乡叶剑英私交甚笃，确实也没有配合镇压起义。国民党当局欲将其逮捕，黄琪翔只身秘密逃往香港。国民党当局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约定：只要省港渡船在香港一抵岸，立即逮捕黄琪翔，送交广州市政府。丘哲在香港获知这一消息，冒着被缉捕的危险，派一同乡富商的游艇驶往海面，巧妙地避开警察，悄悄登上黄琪翔所乘渡船，将黄琪翔接上游艇，直驶日本人在香港开设的旅馆隐藏起来，黄琪翔因而幸免于难。侠义之情，让黄琪翔感佩难忘。黄琪翔在旅馆匿居一个多月，得到丘哲多方关照。

　　香港终究不安全，丘哲与在日本神户做生意的同乡联系，于1928年春与黄琪翔同往日本。除游览名胜古迹外，他们还对日本的工业、农业、社会、学术、历史等方面作了考察和研究。此时他们收到邓演达的信，约丘哲、黄琪翔赴欧洲考察农民工人生活。

　　1928年7月，丘哲与黄琪翔乘船同往德国柏林。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邓演达、叶挺、陈友仁等先后经莫斯科转道来到柏林，丘哲与他们在反对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邓演达到达柏林后，游历德、法、奥而至伦敦、苏格兰等地，并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匈牙利、罗马尼亚的巴尔干诸国，出土耳其经印度洋回国。旅欧期间，丘哲与邓演达函电往返，讨论国内外形势和政治经济情况，交流考察心得。丘哲对邓演达极为钦佩，完全拥护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可谓志同道合。他们“商讨新知，书札往还无间”。在信札中，他们讨论了历史的一元论和多元论问题，历史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的区别等等。丘哲对邓演达实地考察极表敬佩之情：“观其研究事务之精细，叹为不及，此固精力之过人，抑亦唯物辩证之实践所致。”邓演达对丘哲期许甚高，丘哲曾打算翻译《资本主义没落期的经济》一书，因那本书已有人翻译过了，邓演达即写信提醒：“请你注意并且别白费功夫吧！我们要译的书正多。请你有暇时把中英政治及经济关系尤其是在1900年以前的书籍多译一些。”解放后，丘哲自己出资将这些书信编印成书，书名为《断金零拾》，亦取《易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之意，用以纪念他与邓演达的革命友谊。该书为线装非卖品，收集邓演达游历欧洲时寄给丘哲的、还剩下来的7封信，篇名为“择生先生遗扎”，和丘哲自己所作50多首旧体诗，如《过苏伊士运河》、《埃及寄怀》、《游凡尔赛王宫》等等，篇名为“引夫剩稿”。其中一首《太平洋舟中赠朝鲜李志士》：

　　形成唇齿感衰亡，我亦撄冠扑虎狼。

　　此日同舟登彼岸，相期肝胆两扶匡。

　　“朝鲜李志士”已无从考。

　　书中附有十几幅照片。

　　“海内同声伸义愤，吾侪何惜掷头颅”

　　1930年，邓演达秘密回国，丘哲游欧经美回国后，也来到上海，与邓演达一起筹划，积极进行组党工作。他们共同主张继承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今淡水路）黎锦辉的住宅，主持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推举邓演达为总干事。决定了中央机关各职能部门的名称和负责人，有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后改为军事委员会）、民运委员会、总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后又增设了训练委员会。中央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159号（今绍兴路41号）。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始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积极开展了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在上海期间，丘哲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有密切联系，并积极掩护他们进行革命活动。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蒋介石在逮捕邓演达的同时，妄想将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的同志一网打尽，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中央机关和联络点遭到严重破坏。当晚7时，特务到黄琪翔家搜捕，黄琪翔当时经常在外开展组织活动，进行军事联络，每天回家很晚，特务便隐藏在黄家客厅等候。黄琪翔家人特意把一、二、三楼连同亭子间、厨房的灯全部打开，黄琪翔深夜回家，远望全楼灯火通明，情知有异。他悄悄来到住同永安里的丘哲家，丘哲的妻子是日本人，特地到弄堂口打电话，叫出租车开到丘宅门口，丘哲夫妇把黄琪翔送上车，再次帮助黄琪翔逃离虎口。

　　1931年11月，邓演达遇难。丘哲极为愤怒，赋诗悼念，痛斥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世人耳目终难掩，此獠心肝竟绝无。”疾呼：“海内同声伸义愤，吾侪何惜掷头颅。”丘哲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贯彻邓演达的主张，重振组织，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丘哲由上海迁居香港，住在坚尼地道，参加以梅县人为主的香港嘉属商会，重点做联络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东三省沦陷。丘哲十分愤慨，在上海创办《行动》油印刊物，撰文揭露、斥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继东北沦陷后，日军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形势十分危急。驻防上海一带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丘哲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密切往来，并发动海外募捐，支援抗战。丘哲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丘雪梅每天放学回家后，都要帮助父亲誊写稿子。丘哲告诉女儿，日本帝国主义从“九.一八”后得寸进尺，发动“一.二八”淞沪战争，企图侵占上海，作为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稿件誊清后，丘哲就带女儿到书店交稿并校对。丘哲夫人为了营救丘哲的学者朋友，冒着生命危险，数次从炮火连天的虹口将朋友们救出，而她自己因此被怀疑是日本奸细，尽管她是日本人，仍被拘留并遭毒打，两个月后，才因查无实据而被释放，此时，她已是遍体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