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秋雨总坚贞——丘哲传略(6)

　　这封信给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民主人士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对丘哲和其他在华南坚持和平民主斗争的爱国人士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1946年10月，广州《人民报》被封前夕，农工党一些领导人见到国内名教授纷纷来港，同时南洋方面政治动荡，许多学生青年来到香港，急于就读。而许多著名学者云集香港，人才鼎盛，聘请教授比较容易。丘哲和彭泽民、杨逸棠等商议发起筹办学院，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建立新中国培养、输送人才。丘哲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是一贯的。他早期曾出资自办“湖山小学”，帮助本村农民子弟入学；又曾积极支持松口中学，担任该校董事；后又建松口图书馆。他常常说，看一个国家的兴衰，要看那个国家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人民的文明程度，知识分子能否得到重用。筹办学院的决定得到在港中共负责人的支持和各党派的协助。丘哲任筹委会主任。为筹措经费，丘哲尽了最大的努力。蔡廷锴将自己位于九龙青山道的房子慨然出借学校，董必武自上海亲自具函介绍，办理了立案手续。筹备就绪后，由丘哲命校名为“达德学院”。其意取《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纪念邓演达革命品德之意。丘哲任董事长，杨逸棠为校务主任，聘请了国内著名民主教授如千家驹、黄药眠、翦伯赞等任教。该学院设政治、经济、文学三个系，不断培养民主力量，为南方的民主革命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后来，丘哲要到上海工作，不能兼任学院事务，同驻港中共领导人商量，把达德学院交由各民主党派管理，由李济深出任董事长。达德学院由1946年秋至1949年春，招收青年学生600余人，大多数学生完成了学业，并奔赴解放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6年岁末，丘哲从香港回到上海，筹备召开民盟一届二次全会和农工党四干会议。当时农工党的领导同志经常进出丘宅，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常借查户口为名，来丘家窥探。丘哲早有准备，以打扑克牌作掩护。中共党员常来联系，并带来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鼓舞人心。丘哲让女婿在大明实业厂腾出一个房间油印这些消息并外出散发。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第四次干部会议，会前举行了为期十天的预备会议。会上对党的名称和今后的路线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党名，代表们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内已转为民主革命，党的名称也应随之改动，并提出了“工农民主党”、“平民党”、“中国民主党”“社会主义民主党”等十来个名称，但具体改为哪个，很难确定，于是去请教周恩来，希望他能发表一些意见。周恩来很谦虚，没有马上回答。只是说，这可是一个重要问题，最好广泛深入地在党内进行讨论，再作决定。固请之下，周恩来说：“依我个人见解，对工农民主党这个名称，稍作改动更名为农工民主党较为妥当，因为邓演达先生很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还在北伐前，他就是中国农民解放运动的倡导人之一，建党之初就提出‘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治’的主张，在他的其他很多论文中，也多次这样提出过，“建立”农工平民政权是邓演达先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你们党的光辉的历史传统，以‘农工民主党’为你们新的党名，不是顺理成章的吗？”他还声明，这是他作为朋友，个人提出来的意见，究竟怎么改，还是应该让大家讨论，让大家来定。经反复协商，代表们接受了这个建议，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丘哲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和农工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和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及秘书长。

　　同年10月，国民党迫害民主势力，农工党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香港，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丘哲留守上海，设立秘密中央办事处，担任农工党中央“驻沪办事处”主任，领导农工党的地下斗争。他没有被异常严重的白色恐怖所吓倒，而是对光明的中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从他与柳亚子往来的诗《松儿自港禀呈柳亚子先生赠句即次原韵》中可见一斑：

　　萧疏园径步迟迟，正是寒飙凛冽时。

　　矫首苍松生傲骨，凝眸垂柳茁新姿。

　　应知市骥终驰骋，不信城孤久挟持。

　　世路崎岖兼任重，漫分巾帼与男儿。

　　柳亚子原作是：

　　江南花底醉丘迟，喜见金团弱息时。

　　自愧白头称父执，最难青眼属娇姿。

　　车尘鞅掌劳扶掖，茗椀珈琲累主持。

　　祝汝天衢腾婵健，由来奇女胜男儿。

　　1947年秋，中国共产党香港地下组织为彭泽老祝寿，组织了一次团结各界民主人士的政治聚会，丘哲挥笔题诗《赠彭泽民先生》：

　　九转调齐活万人，众生疾苦正难胜。

　　五十年中勤救度，彭篯长健一囊轻。

　　古国沉疴苦未除，囊中青鸟愿犹虚。

　　箧间检点驱魔檄，当胜难经一卷书。

　　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1948年5月1日，中共发出筹备召开新的政协会议的口号，得到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响应。丘哲这期间回到香港，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8月1日，毛泽东电复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的五一号召，极为钦佩。”“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范围以及会议商讨得问题，都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人士共同商讨，以卓见见示。”按照毛主席的复电，丘哲作为农工党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对有关召开政协会议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为加强统战工作，密切同党外人士的联系，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了统战委员会，与既是民盟又是农工党头面人物的丘哲相联系的统战委员会委员是这样记录他与丘哲第一次会面的情景：

　　“记得初次同丘老会见，地点是西摩道他的住宅里。丘哲那时鬓白发稀，60出头，但由于身材高大，保养又好，脸色红润，神采奕奕，加上上唇留上一撮已花白的“卓别林”胡子，使我这个年青人很自然的对这位生面长者采取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大概是我的拘谨态度给他老人家看出来了，他显出额外的亲和神色使我和缓下来。特别是我两句寒暄使他辨认出我的粤语带有客家话根底，就问我是否客籍人。当我说到我祖宗居留过嘉应州时，他不仅说大家是“自家人”，而且进一步靠近坐谈。当我讲党组织要我向他转达的事情时，我注意到他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严肃认真地听取，组织提出的向他征求意见的问题，他都爽快直言回答，没有转弯抹角，也没有模棱两可；处处表现出他对我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对毛主席的尊重、爱戴。公事谈毕，我们便开怀畅谈起国事、天下事来。我是在这次会见中亲自领会到他是一位无条件赞同我党主张，尊重我们党，又是广闻博识，见解也有相当深度的老人。”

　　解放战争时期，驻香港的中共组织负责人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两星期举行一次座谈会，故名“双周座谈会”，是中共和各党派民主人士的中上层商谈国是的一种方式。一般由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报告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国内战争形势，研究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座谈地点多设在丘哲家中，建立统战委员会后，就多在统战委员会所在地举行。丘哲与彭泽民等代表民盟、农工党参加这些座谈会，中共出席会议的是方方、潘汉年、连贯等。丘哲的发言多是综合大家的意见，商量式地提出来，往往简明扼要，很少长篇大论。对中共中央的主张，他由衷地表示拥护，并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