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辛亥首义(2)

　　我家住在离长江边不远的武昌矿局街，老宅前有一条狭窄的小巷，正对面有两幢不起眼的房屋，左边户主，我们从小喊“李太太”；右边户主是耿伯钊。两家皆与辛亥革命颇有关系。

　　少时我常去李家玩。瘦削的李太太，人极和善、乐观，家徒四壁，清贫得可以，却总是挂着笑容，每次见到我，她都操着黄陂口音，连唤“小淘气”，还给糖果吃。稍大以后，才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早期理论家李汉俊的夫人。

　　湖北潜江人李汉俊（1890-1927）1904年留学日本，受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影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五四前后著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多种，被董必武称之“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毛泽东也就李汉俊、李达说过类似的话）。李汉俊还是较早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思想者。1924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不睦，负气退出中共，却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投身大革命（李汉俊的此种情形与李达非常近似）。1927年12月，军阀胡宗铎勾结日本驻汉领事，以“共党首领”、“密谋暴动”罪，将李汉俊杀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向李氏家属颁发由毛泽东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故李太太家门口挂着“革命烈士家属”红牌子。

　　成年后又得知，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1881-1965）是辛亥革命元老，留学日本时参加筹组同盟会，辛亥首义后奔赴武汉，阳夏战争时担任民军战时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1921年6、7月之交，中共第一次党代会就是在李书城的上海住宅中举行的。记得我在李太太家玩耍时，见到有人送信件，送信人说是“李部长”寄来的。成年后回想，此“李部长”正是李书城，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右边户主耿伯钊（名觐文，1883-1957），湖北安陆人，1903年参加吴禄贞主持的武昌花园山聚会，曾与李书城随吴禄贞赴长沙，助黄兴筹组华兴会。1904年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骑科。1905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在南京、直隶任军事教官。1911年秋武昌起义，耿氏返北京谋划响应，因吴禄贞石家庄遇剌而未果。民国成立后，任总统府军事秘书长兼大总统顾问。耿伯钊的弟弟耿丹（仲钊），曾为陆军第三中学学兵，辛亥首义参加者，后来是中共早期党员，1927年牺牲。

　　记得少时听父亲说，耿伯钊因非蒋介石嫡系，民初官阶又曾在蒋之上，不大瞧得起蒋介石，还有顶撞蒋的故事，蒋对耿敬而远之，长期让耿坐冷板凳，出任种种闲职。不过，在矿局街百姓看来，耿氏乃“开国元勋”，为“将军团”成员，享有权势。我父亲一辈子教书，视耿氏为权贵，不屑与为伍，故冯、耿两家门对门，相距不过十米，却从不来往，我也一直没有进过耿家大门。幼时在矿局街偶尔见到的耿伯钊，身板笔挺，披黑色氅篷，执手杖，威风凛凛，军人气度依然。1948年耿伯钊当选“国大代表”，耿家热闹了一阵，常有黑色福特汽车出入，这在我们那条小街巷是极少见的排场。

　　武汉解放前夕，耿伯钊与张难先、李书城等辛亥元老在中共地下党推动下，发起“和平运动”，对武汉和平解放有所贡献。解放初期，耿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此间我已是高小及初中学生，见到的耿氏在七十开外，依然身材挺拔，执手杖，威风凛凛，只是黑色氅篷不再。1957年夏季，我从《长江日报》头版得见，耿伯钊作为“极右派”被批（几月后我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时过多年，我从实验中学校友、耿伯钊孙女耿弟安大夫处看见一份材料，得知当年情况：1957年6月，新华社记者曲一凡两次采访耿伯钊，前后6小时，谈话内容被曲一凡整理成文，刊发于新华社《内部参考》，不久即成划耿氏“极右”的证据。耿伯钊的谈话，主要讲应当加强法制，他认为建国八年了，法制工作仍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法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建立法治，使人人都懂法，树立守法的观念。”今日重温耿伯钊这番话，只能说既中肯又善意，从中可以见到辛亥志士对民主宪政的执着坚守。

　　如果说，少时的我只看到耿氏风仪整峻的军人外观，那么，时下阅览耿氏辞世前几个月的谈话记录，方得见民主共和精神在一位辛亥老人心中闪耀。

　　四

　　或许正是上述一切，使我形成对辛亥首义的特殊情怀，驱使自己从致力史学工作之始，就有意研究这段壮烈而又曲折多致的历史。我所撰写的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第一篇论文，便是《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原因初探》。

　　正当我在探寻辛亥首义史的升堂入室之径时，大约是在1980年春天，经先父的朋友张云冕先生介绍，结识了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贺觉非先生（1910～1982）。记得一次贺老在读罢我所撰写的有关首义史的论文后，笑着说：“吾道不孤”，随即介绍他经营多年的“辛亥武昌首义史稿”，谦称是“资料长编”，是“砖头瓦片”，希望与我合作成书。1980年夏秋之际，我赴北京，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取回贺老文稿，结识近代史所王庆成、耿云志、杨天石、王岐山等同志，相与切磋辛亥革命史诸论题。王岐山君当时是近代史所最年轻的研究人员，陪同我去北京诸资料中心。每天清晨，岐山君架着自备摩托车，到招待所门前接我，我坐在摩托车后座，两人于穿行北京大街小巷之际，纵议天下事。如此数日。多年后，时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的岐山君与我重逢武汉大学，彼此都对那段与辛亥革命史有关的经历记忆犹新。

　　北京返汉后，即开始同贺老合作撰写“首义史”。由于贺老的热情谦和，他以70高龄，与我这个晚辈结成了“忘年之交”。直至1982年11月18日贺老辞世，我们一直在融洽的气氛中通力协作。其情其景，至今忆及，仍鲜明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