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2)

　　要在人们的意识中彻底否定君主制，确立民主共和的思想，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不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长期坚持保皇的立场，即使在反满革命的人士中，也还有人想在推翻清朝之后建立起一个新的汉族帝国。针对这种情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不断地剥去君主头上的灵光，否定君主存在的价值，揭露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大力宣传以革命手段实现民主共和的思想。例如一九○一年六月出版的《国民报》第二期上《说国民》一文，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接着就直截痛快地回答道：“可”。“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故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天下民之国。”“故凡受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的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所为者，非国民也。”这里，作者已隐约地提出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共和国，以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这些在今天看来已很平常的话，在当时却是有石破天惊的意义的。

　　在揭露批判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方面影响最大的是邹容的《革命军》。它系统、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出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邹容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热情地歌颂了革命、歌颂了共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以后在回忆中写道：“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上的东西，于后来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泼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孙中山从一九○三年始也加强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民主共和的宣传。他先后于《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敬告同乡书》《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诸文中，在批判帝国主义列强所推行的瓜分中国或保全清朝政府的政策、驳斥保皇派的过程中，有力地宣传了反清革命和民主共和的必要性。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就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同盟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规定在推翻清朝后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并庄严地宣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同盟会宣言》）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何等巨大的变化啊！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剥削压迫、贫困苦难的根源，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近代则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极端贫困和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前提。在民族危亡严重时刻的二十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就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作用，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二、提高了人们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觉悟

　　辛亥革命的另一个历史功绩，是它提高了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帝国主义与清朝政府之间关系的认识，确立了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的观点，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世界形势和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是缺乏认识的。甲午战争中国遭受到惨重的失败，这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纷纷奋起投身于救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孙中山的武装反清起义，都是在甲午战争刺激下开始的。甲午战后不久，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这个重大的历史变局，给帝国主义的侵华带来了过去所不曾有过的新的特点，即资本输出代替了商品输出，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手段。随着这一特征而来的是一八九七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出现了列强在华瓜分势力范围，和竞相加强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与争夺霸权的斗争。这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空前尖锐、空前炽热。

　　怎样将中国从极端危险的局势下挽救出来，已成为一切爱国者苦思焦虑的中心问题。他们探讨的一切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都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求答案。人们在追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在孙中山周围渐渐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他们在革命实践中，认识迅速提高了。

　　第一，提高了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甲午战前，绝大多数士大夫的头脑中占着统治地位的，依然是传统的封建思想。维新变法运动在帮助众多的士大夫认识世界大势，看清中国所面临的危境，激发爱国热情，促进民族觉醒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形势认识得更加清楚了。这时留日学生中的刊物象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历史等学说，并从各个方面探讨西方国家所以强盛、中国之所以落后和遭受侵略的原因，力图找出救良图存的途径，大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当时世界形势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他们已认识到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帝国主义的时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的，说：“帝国主义者，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风潮则其母也。”（《浙江潮》第一期）照他们看来，这种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既然以整个民族为基础，以整个经济实力为后盾，它的侵略性也就格外可怕。把帝国主义的侵略看成是以整个民族为基础的观点固然是不对的，但他们能看到列强对外实行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看到在它们的背后是经济膨胀，有着“少数资本家，已万目齐注，务必扩充其财产”这个重要因素。他们还看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认识在当时是相当深刻的，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

　　第二，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对清朝的统治结合起来。为了反对外国的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坚持着斗争。但是直到辛亥革命以前的很长时间内，人们并没有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所谓救亡，不过是希望清朝政府能够变法改革。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也是把二者分开的。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看到武装侵略将遭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抵抗，于是采取利用清朝政府作为工具以达到它们侵略目的这一狡猾的手段。而清朝政府又公开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方针，它实际上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再加上人们的一切爱国活动，都遭受到清朝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就促使人们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终于认识到清朝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清朝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一概念，这时已开始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才使人们从十九世纪末年占统治地位的要救亡只有维新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得出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的结论，从而开创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新局面，推动了历史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