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后期的政治生涯与三大政策(3)

　　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这种主张和“联俄”相互为用地形成了‘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完整内涵，从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国际革命力量的相互支援的关系。孙中山早年所曾持有的把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考察的观点，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在列宁的学说照耀下，孙中山意识到了“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在他看来，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构成了被压迫民族阵营，具有共同的命运；二万万五千万人构成压迫民族的阵营，成为被压迫民族的大敌。因此，被压迫民族在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持”。这样，才能做到“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同时，孙中山虽然把世界各个民族分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两方面”，但是，他也看到了这“两方面”之间的联合——“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大联合，便免不了一切大战”。孙中山认识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中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人们，压迫民族中“主张公理”的人们必然成为被压迫民族中的“主张公理”的人们的盟友。这种抛却了种族和地区局囿的观点，无疑是有着重大积极意义的。

　　（二）

　　“联共”，是三大政策中的中心环节。

　　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顿挫”的革命征程后，孙中山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接近了中国共产党，并把这支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引为同志和战友，无疑是意味深长的现象。其时，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终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及其继承者攫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后，依然坚持捍卫共和的斗争，但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以及护法运动都未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旧秩序在新形式下恢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根本改变。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已在此时发轫，并在阶级搏斗的最初回合中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崭新的面貌。在这个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时刻，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必须经受严峻的考验，对先前的活动加以扬弃，才能开拓新的革命局面。而联共——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舵手结成盟友，对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继续前进具有关键的意义。

　　毫无疑问，寻求同盟者始终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主要课题。在旧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相对强固，革命党人则因其社会基础孱弱而痛感缺乏可资凭藉的物质力量。因此，孙中山在踏上革命道路后时刻寻求盟友。早在兴中会时期，他曾试图同戊戌政变后流亡国外的维新派合作。但未取得成果，反而上了保皇分子的大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孙中山颇为重视结纳会党，甚至加入洪门组织，以便借用秘密结社的力量。孙中山后来逐渐抛弃了“秀才不能造反的观念，把争取留学生作为对海外侨胞的工作重点。从青山军事学校的创办到欧洲革命团体的组成，显示了他的活动的实绩”。为了组织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孙中山更嘱托廖仲恺等“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他还同他的战友们总结了武装反清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会党往往“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对这种具有宗法色彩的团体“不可专恃”，起义的“成事”必须“取得新军”。正是由于孙中山重视寻求同盟者并且结成较为广泛的反清统一战线，他才有可能领导了全国范围的辛亥革命运动。而盟友的各种局限，则成为这场革命的悲剧性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至于民国成立后，挂着各色招牌的政党应运而生。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组合为国民党，但改组过程意味着演变蜕化：官僚、政客、军阀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原有的革命素质逐渐消失。孙中山在后来捍卫共和国的斗争中继续寻求盟友，为了进行护法运动甚至藉用了西南军阀的地盘。结果，却是无所作为和备遭排斥。他在寻求盟友的过程中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越益清楚地认识到结盟的得失关乎着革命事业的成败。当然，消极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无产阶级那时还未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则尚未建立。

　　孙中山同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与友谊对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当然具有重大意义——提供了思想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促成孙中山的联共决策的主要根据还是中国共产党。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昭示给中国人民一条严酷的真理：农民战争、维新运动或民主革命运动都不能救中国；更遑论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和后来新老军阀的所谓“业绩”。为了使祖国臻于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必须开拓新的道路以进行新的斗争。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承担了历史的使命，表明自身不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盟主。它首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制订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发动了工农群众运动，传播了革命思想。在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搏斗中，共产党人表现出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他们是伟大的爱国志士和光荣的革命先锋。正是这样，孙中山——经历过长期斗争的、闻名当世的革命家——才把诞生不久的、队伍尚小的中国共产党引为同志和战友，确信“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经常“劝告国民党中悲观和疲塌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为榜样，像共产党人一样地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他在回答宋庆龄提出的“为什么需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