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后期的政治生涯与三大政策(4)

　　对于孙中山说来，联共乃是他一生探索救国拯民真理的必然结果。一个始终忠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真正革命家，又能奋进不已，就一定会同中国共产党携手，结成革命统一战线。也正是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结识的诤友给予他以巨大的帮助和支持，促成了他的思想的深刻变化，提高了他斗争水平，使得他得以在晚年再次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新贡献。

　　（三）

　　“扶助农工”——同样是三民主义新阶段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虽然也提出过“国民革命”、“平民革命”的口号，但是，始终未能充分认清工农群众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实践中也就未能充分发动、组织和依靠工农群众。事实上，农民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军——“最大的革命民主派”。至于无产阶级，则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彻底的革命民主派”。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它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在五四运动后自觉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充分表现出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真正舵手。工农群众运动在革命新阶段的蓬勃发展，无疑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对于工农群众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日益深化。他逐步意识到农民阶级和广大社会下层群众的英勇反帝斗争，才是中国免遭瓜分厄运的主要原因：“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了方针。”而在考察当前的革命运动时，更进一步指出“农民是我国人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同样，孙中山也称赞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由于广州沙面的工人“有很坚固的团体”，以致“遇到外国人发生苛例，便全体罢工，要求列强来取消。列强因为看见工人有很坚固的团体，所以不敢再压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认为“有了团体”的工人“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以作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孙中山不仅在认识上有所进步，而且在实践中采取了切实的步骤。他认为国家权力必须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允许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设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孙中山积极支持工农群众运动。

　　十分明显，“扶助农工“的主张对孙中山从事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宛如两座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为了粉碎殖民主义的枷锁和中世纪的镣铐，必须充分解放蕴藏于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巨大力量。因此“唤起民众”，就成为任何革命的阶级、政党和个人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真革命与假革命、反革命之间的主要分水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所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反之。“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

　　三大政策对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完全有理由把三大政策视为孙中山革命活动新阶段的主要标志。但是，三大政策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首先，孙中山虽然提出了“联共”、“扶助农工”的积极主张，然而，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口号却未能科学地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已经变换。自觉地踏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成为当之无愧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它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实现着这种领导权。又由于“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所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联共”的口号，未能确切反映这个历史特点。其次，由于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作为革命运动主力军的农民阶级的领导者，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充分发动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领导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胜利。孙中山的“扶助农工”的主张，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革命成败攸关的问题。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虽然有着局限性，但并不贬低它的重大积极意义。所以三大政策的提出，无疑“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剧变状态，政治、思想领域内的新旧交替现象纷然杂陈。许多理论或观念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就又被迅速推到幕后。孙中山能够在近1/3世纪中站在民主主义思潮的前列，紧紧把握着时代的脉搏，不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充当了启蒙者，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仍能不愧为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显然，这是与他勇于开拓、不断奋进的精神分不开的。

　　当然，外铄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近代，而孙中山又是向全世界寻求真理的杰出代表人物。但是，任何一种思想总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中，并由此获致它的生命力。孙中山的思想发展历程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紧密相联的，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课题的及时回答。孙中山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儿子，他当然也属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