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理论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2)

辛亥革命网 2010-11-09 00:00 来源:民革中央 作者:徐波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在当今中国人以构建“现代国家”为目标的继续跋涉中,重新回顾和审视孙中山等伟大先辈们在建设“现代中国”进程中留下的政治遗产及思想

  所谓三民主义,即在《民报》发刊词中所阐述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为孙中山政治理论的核心,孙中山曾这样通俗地解释三民主义:因为不愿少数满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三民主义的基点和归宿是民。孙中山强调说:“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由此出发,他又将三民主义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三个方面:民有是国家为人民共有,民治是政治为人民共管,民享是利益为人民共享。

  对于三民主义,孙中山还曾经从多种角度进行阐述。概括起来,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指出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二是推翻少数满人专制,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主张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普遍平等的民权。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看到欧美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贫富严重分化,少数人幸福,多数人痛苦的状况,因此他主张在经济发展中,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政策,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三民主义的理论内涵系统而丰富,限于篇幅,这里仅以民权主义政治理论为例。通过它,孙中山从政治观念、制度形式、内容实质和实现途径等方面,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现代型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模式和系统方案。其主要内容是:

  在政治目标和政治理念上,民权主义政治理论大力引入民主共和等西方现代政治文化模式,确立起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现代政治文明,并最终实现“全民政治”的指导思想。

  在民主政治的内容上,民权主义政治理论以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为榜样而加以扬弃发展,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现代型的民主共和国的具体而系统的方案。其中,议会民主、政党政治以及五权宪法、权能分立、直接民权、地方自治等政治设计,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它为古老而落后的中国勾勒了一幅现代民主共和政治的蓝图,规划了一个系统的现代型的民主共和国的架构。

  在构建现代政治文明、实现政治民主的途径和方法上,民权主义政治理论提出了和平渐进的主张,建国三时期的主张,以及依靠言论自由、实施舆论监督,建立法制、建设法治国家等原则。这些主张将西方政治民主制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有助于稳步、切实地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也是民权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中山理论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关于怎样建设中国的系统理论。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开始大规模规划新中国的建设。需说明的是,孙中山的规划是建立在长期考察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自与建立在小农经济狭隘眼界之上的民粹主义、激进主义不可同日而语。他十分重视“考察各国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国势强弱的道理”。为此,他“约计每二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前,大概绕过了地球六七周”。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呢?孙中山主张顺应世界潮流,使中国成为地球上最富之国,最强之国,且政治最良之国。为此他写成《建国方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等论著,从心理(思想)、物质、社会方面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实现国家全方位现代化的系统而科学的理论方案。

  《建国方略》之一,为《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出版于1919年。《行易知难》,是孙中山专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改造国人落后观念,进行精神建设而写的哲学性著作。目的是“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即从整体上改造和提升国人思想,为现代国家的建设奠定社会思想基础。《行易知难》作为孙中山建党思想的重要著作,并惟一地被称之为孙文学说。孙中山“行易知难”学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针对性。它对于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和国人思想的进步,起过重要作用,至今也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与“行易知难”相对的,是历史上盛行的所谓“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知易行难”之说。它是国人长期因循守旧,不知变革也反对变革的心理根源。在哲学上和科技实践领域,中国人长期侧重于现象世界的实用主义、实用技术,而拙于形而上的抽象思维,鄙视经验以外的探索性的基础科学。近代以来,世界一日千里,日益富强民主文明,国人却难以接受,不愿改变。在小生产条件下,人们的整个生命活动基本上都凭狭隘的实践经验,处在孙中山所说的“不知亦能行”的自然、盲目状态当中。囿于这种心理习惯和思维方式,人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到科学理性的重要性,也不可能认识到科学知识技术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在这种心理约束下,现代国家的建设自然也无从谈起。

  在纠正国人保守性的同时,在《行易知难》中,孙中山又以极大的热情鼓励那种“行其不知以致其所知”的探索精神,号召国人勇于开创,勇于创新:“科学家之实验也,即行其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有志国家富强者,宜黾勉力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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