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孝道皆祸害(2)

　　即便是那一帮“大孝子”也不敢说自己完全认同“二十四孝”的准则，更不用说去实践这当中一些没有人性的“孝道”了。可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无条件服从”的“孝道”如痴如醉，直到中国的社会底线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依然不愿意悬崖勒马。在各种没有道德底线的公共丑闻不断爆发后，为了社会维稳，中国推出以“五年培养五百万个小孝子”为目标的“孝道大跃进计划”。与此同时，中国有关部门推出所谓 “新版二十四孝标准”，包括“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等。这种借尸还魂的做法让人哭笑不得。 

　　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的实力取决于它所信仰的价值观。根据2012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国信仰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如说，在5月份的“劳动节”中提倡“奉献”、在7月份的“党的生日”中提倡“信仰”。显而易见，“为党奉献”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否合理，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判断，因为中国的年轻一代都是“在祖国阳光哺育下快乐生活健康成长”起来的（2012年6月1日《人民日报》）。 

　　什么是“祖国阳光”的概念并没有在相关的文章中提及。一般来说，人生在世同样要经历“生老病死”的各个阶段；所以，按理说，“孝道”的概念应该是可以帮助中国人快乐地“生老病死”的这样一个理想。然而，人生的很多现实本身并不是光喊口号就行的，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理性的理念就不会有理性的行动，也就谈不上有快乐的“生老病死”的人生体验了。 

　　对此，中国官方有清醒的认识。《人民日报》曾经在很多版面上提到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隐忧”（2012年3月20日），指出“养老问题是家庭之痛，也是社会之痛”、“养老，无远虑必有近忧”、“老龄化社会的法治隐忧”，等。为此，中国曾经提出“养老，从三十五岁开始准备”（2011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并且探讨“‘以房养老’如何突破瓶颈”的问题（2011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可是，中国很快便发现，“银行试水‘以房养老’，门槛太高难获认同”（2011年12月13日《南京日报》。也就是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受青睐的养老办法在中国大多行不通，乃至没有人愿意去推广。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中国百岁寿星近四万九千人”的中国就面临着一样养老的压力。正是因为如此，前段时间中国流传着“养老金有缺口”的谣言自然并非空穴来风。推行“孝道”变成了政府减轻养老压力的一个途径。 

　　中国的殡葬行业乱象丛生，变成了“趁火打劫”的典型例子。本来，亲朋好友往生已是令人悲伤的不幸事件；如果有人趁机“要挟”那就真的让人欲哭无泪了。根据2012年8月20日《厦门日报》披露，往生者的家属在殡仪馆遭遇“一条龙要挟，不给钱就别想布置灵堂”，“绕着灵堂围一圈黑纱，竟然要2000元，…连在灵堂中间放个‘奠’字，也得收800元；装点灵堂的花圈和鲜花，尽管鲜花并不新鲜，花圈老旧，明显是重复使用的，也要上百元”。 

　　这不是趁火打劫是什么呢？如果你不屈从，就会有人在旁边冷言冷语，谩骂你“不孝”。对此，中国政府曾经就通过《人民日报》发出了很多的呼吁，比如“殡葬改革需多方发力”、“摒弃直属、直隶、自管、自办的思想，建立高效廉洁的现代殡葬管理体系”、“立法建制治理殡葬服务市场”（2012年5月29日）。中国政府不停地对殡葬的乱象发出了疑问，比如“殡葬服务为何乱象依旧”、“‘死不起’为何禁不住”、“殡葬暴利何时休”、“殡葬业‘指导意见’为何落地无声”（2012年5月8日《人民日报》）。中国政府无奈地认识到，“垄断是殡葬乱象之源”（2012年5月8日《人民日报》）、“殡葬市场亟需行业标准”（201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以下同）、“殡葬‘黑中介’巧立名目大赚钱财”、“规范服务项目才能真正惠民”、“文明殡葬政府责无旁贷”。这些无良的“乱象”之所以如此猖狂，就是因为“孝”这把剑很锋利。政府如果没有原则地祭出“孝道”这把利剑，那就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中华文化是功利的文化，所以会追求类似于尊严却完全与尊严没有关系的“面子”。中国政府曾经鼓励过所谓的“海葬”和“树葬”，却无法大规模推广。当然，把大量的骨灰倒进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海里是否合适另当别论，“海葬”经常给死者的家属带来很多的“烦恼”，比如受到所谓“不孝顺”的歧视、租不到出海船只……（2012年4月5日《人民日报》）。在这样不健康的文化环境中，很多人自然会感叹“死不起”了（2012年8月17日《海峡导报》。 

　　养老和殡葬的负担如此之重，自然不是一个社会的福气。一个家庭中，如果平时的关系就不是平等和友爱的，那么迟早那些老人就会变成被子女嫌弃的人了。我们必须看到，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如果我们在子女很小的时候就利用社会和统治者给我们的威权来压制自己的子女，那么子女长大后十有八九会报复。2012年8月10日《厦门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讲述了一个“爱打妈”和她的儿子的对话。“爱打妈”的儿子写道，“我妈够狠的，5年来没一半年（原文）没被打的，这个月就打了8鞭子呢。对此，“爱打妈”辩解说，“妈妈必须对你严格要求”；之后，“爱打妈”还是痛心地认识到，“是妈妈该好好反省的时候了”。 

　　这个“爱打妈”是有觉悟的。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双料”拳击冠军邹世明的妈妈也曾是喜欢打邹世明的。根据当地报道，邹妈妈觉得“当时他也不哭，只是气嘟嘟的，拳头捏得挺紧，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非常好玩”。为此，邹世明给母亲起了一个“母老虎”的外号。如今，邹世明功成名就，一切都化为笑谈了。然而，有谁知道，在邹世明的潜意识里，他挥出的每一拳是否是冲着脑海中“母老虎”的化身而去的呢？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好百好。面对奥运冠军，记者们当然懂得去“抬轿”；可是，他们可曾知道，有很多被打的孩子至今还在哭泣？“打是疼，骂是爱”理念就是在“封建孝道”的温床里培育出来的一株毒草。 

　　虐待子女有后遗症，就像溺爱子女一样有后遗症。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已故，又名拉娜﹒彼得斯）曾是“克里姆林宫公主”，享尽荣华富贵，却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之中变得十分的反叛。尽管斯大林在政治上是“暴君”，可是当他面对自己的女儿在世界各大媒体上的攻击，心中一定很心寒。后来，彼得斯在两本回忆录中对自己曾经对父亲的不敬表示了忏悔。 

　　有的人会忏悔，有的人不会。根据2011年11月25日《长江日报》的报道，韩国有一名高中生弑母而且藏尸。韩国警方报道，他弑母“原因是母亲严厉逼迫他当高考状元”。在中国也有一名汪姓的留日学生对母亲行凶。2011年10月20日《广州日报》对此曾经报道，“讨要生活费未遂，儿子刺9刀致母亲重伤”。根据《中新社》2010年8月21日的报道，三成日本母亲自认虐待子女。由此看出，家庭最重要的是友爱，而非服从和顺从。不能虐待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