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雕刻一块真实的碑(2)
辛亥革命网 2011-05-22 00:00 来源：扬子晚报 作者：薛冰 查看：
即便是清廷的“预备立宪”，同样为革命的爆发提供了重要条件。于右任、范鸿仙等革命党人，尽管认为君主立宪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但正是开放报禁，正是清廷公布的“报律”，成为《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争取生存的有力武器。正如书中所指出的：“筹备立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不是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的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飞腾而出，再也无法收拢，”对于封建独裁者来说，唯有以变本加厉的专制才能维持其专制。他们的“一统江山”，只要打开任何一条缝隙，都有导致整体崩溃的可能；一味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延宕政治体制的变革，最终的结果是清王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有趣的是，革命党人竭力反对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却又不回避君主立宪制在日本的成功。作者写道：“鸿仙不愧目光如炬，巨笔如椽，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也是识见犀利，一剑封喉。在中日近代化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跑，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一悲一喜不在人才，而在体制，一为专制，一为立宪；一为人治，一为法治。整个中国的近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轨道上爬行。要想让中国飞驰，只有扒掉畸形的的轨道重建。”
书中还有两处，如实地描述了孙中山“为实现革命目标可以说不择手段”，也是值得细读的。第一次是1912年初，为了获得巨额借款与日本财阀代表森恪会谈，“会谈中，孙中山要求日方除付给已另有协议的汉冶萍借款五百万日元外，再提供一千万日元贷款；而作为交换条件，同意日方租借满洲的要求”。幸而此事因日方不信任孙中山而未成，否则这“不惜付出有损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代价”，将是他所承担不起的。作者写道：“如果范鸿仙得知孙中山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不知他会作何感想！一年前，他对梁启超放弃满洲的言论口诛笔伐，痛加斥责；现在，孙、黄为获‘排袁’必需的北伐经费，竟要租让满洲与日本进行政治交易，可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知他能否理解孙的苦衷？”作者在此代范鸿仙表了个态：“以他对孙的一贯崇敬信服，他会理解并服从党的利益”。这样的表态是值得商榷的。
另一次，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决意“毁党造党”，抛弃国民党，另组中华革命党，“党内要无条件服从党魁，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每个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甚至认为“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必须盲从我”。黄兴当即明确指出，这种极权体制“岂不是与我等毕生奋斗的宗旨相违背”？就此而言，孙中山实际上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当此之际，黄兴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又不致引起党的分裂，不得已远走美国。黄兴为革命大局而不计个人声名，是一贯的；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孙中山此举的失误。然而因为蒋介石的盟兄陈其美支持孙中山，而蒋在掌握政权后，根据自己的需要编造出“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的国民党正统史观，故意歪曲了这一次孙、黄之争的真相，致使后人不明所以。“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怎样的大灾难，无庸赘言。
但是，作者没有回避这些史实，使读者可以由此进行自己的思考，这是应予肯定的。她在《创作谈》中写道：“在向读者介绍范鸿仙时，对他在辛亥革命中，特别是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中的表现，你可以‘反对’或‘信奉’他的主张，然而你一定会像所有的人一样赞美他的人格，承认他是一个纯粹、高尚的人，你将敬重他，佩服他。传记讲述的是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的故事，针对的也仍然是当下社会，为的是将来的世界，体现的则是一种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是一种‘已往之废兴，堪作将来之法戒’的自觉意识。”
作者的这一宗旨，以及为此所付出的努力，都是可贵的。
作者简介：薛冰，男，著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