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并非中国动乱的祸根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5期，原标题为《骄傲疼痛：辛亥革命深思录》

　　很快就到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了。这场革命曾带给中华民族无限光荣和骄傲，将来还会继续让我们引以为荣，可在纪念这场革命的时候，除了骄傲与自豪，我还有着无法消解的疼痛。

　　这是一场由几个小人物发动的大革命，却完成了华夏民族千百年没有完成的使命。可是，那些首义英雄，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名字？

　　1911年10月10日晚9时许，驻守在武昌城内的新军工程营正目（相当于班长）、共进会成员熊秉坤，向正要拘捕擦枪士兵金兆龙的工程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开了一枪（一说开第一枪者为士兵程正瀛）。就是这一枪，开启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令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垮台，也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专制皇权历史，为中国带来了无限希望。

　　熊秉坤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小人物，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推到了风口浪尖。其实，这场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大革命，从最初的多次策划到最后成功实施，都是由几个在当时名不见经传，在这之后也没多少人记得姓名的小人物操办的，他们是当时活动在湖北的反清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一群视死如归的热血青年。共进会的负责人孙武、黄申芗、刘公、邓玉麟 ，文学社的负责人蒋翊武、刘复基、杨洪胜、彭楚藩，他们都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可靠的财力保证，但救国救民的热情一点不逊于那些职业革命家。文学社与共进会成员并不是一群莽夫，他们为举事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为了革命成功将触角伸向了武汉军营，秘密发展了大批军人会员。据说，当时武汉三镇的九千军人中，有两千余人成为以上两会的会员，还有近三千军人同情革命，这是武昌起义得以成功的基础。（这是一个既大胆又有效的革命策略，比靠帮会组织和敢死队从外围进行自杀式袭击要高明得多。）

　　文学社和共进会于1911年6月26日联合成立了起义指挥部，蒋翊武任军事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刘公任副参谋长，数天后又秘密成立了军事政府，部署了武装起义的相关事宜。可他们无钱购买弹药和印刷宣传品，非但如此，连一日三餐也没法保障。就在一筹莫展时，刘公的家里寄来了让他用于买官的5000元大洋（刘应是这群人中少有的富家子弟），为革命解了燃眉之急。

　　10月9日，刘公之弟刘同来找正在住所自制炸弹的孙武，因刘同吸烟导致炸药燃烧，引来俄巡捕搜查，文件、公告、名册皆被搜走，起义计划暴露。蒋翊武等遂决定于当晚起义，并以南湖炮兵营的炮声为信号。就在蒋安排完起义事宜等候炮声时，军警破门而入，蒋翊武、刘复基等被捕，蒋侥幸逃脱。是夜，刘复基、杨洪胜、彭楚藩三位英雄被杀害。由于时间太晚，各部队之间无法联络，该晚起义的计划落空。与此同时，清军却在加紧搜捕革命党人，50余人被捕。为求自保，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10月10日，熊秉坤与蔡济民等人商量后，熊假借总机关名义召集各军营革命党代表开会，决定当晚以工程八营枪声为号起义。可当时的八营革命党人手中没有一粒子弹，眼看起义计划又要落空，排长吕功超从家中拿来了100余发子弹。因有了这100余发子弹，武昌起义爆发了。

　　在起义军占有先机、胜利在望之时，起义军却因领导人不在而群龙无首，熊秉坤推举藏匿于楚望台南城墙下的原日知会成员，在士兵中威望颇高的工程八营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起义英雄们仅用了一个晚上约10来个小时的时间，便占领了督署、藩署， 控制了三镇局面。

　　这是一场由小人物发动的大革命，是一场偶然条件下的必然胜利。这场大革命的胜利，除了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昌新军中的组织发动这个先决条件外，还有几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刘公家里寄来的五千大洋是这场革命的救命稻草和强心剂；当起义首领被迫逃生、革命军人惶恐不安时，是一个小小的班长举起了起义大旗，勇敢地打响了第一枪；当起义军们拿起长弓却无箭可发的危机关头，又是一位小排长从家里拿来的百余发子弹，挽救了革命。正是他们，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革命。

　　遗憾的是，当武昌首义的硝烟散去之后，那些首义的实际组织者和指挥者们尽管名义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却迅速被边缘化，甚至被迫害、屠杀，后来的历史书写者则将他们的功绩淡化甚至不予提及。如今，还有多少人知道武昌首义的直接发动者？知道当时的武昌曾经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知道蒋翊武、孙武、刘公、邓玉麟、刘复基 、杨洪胜、熊秉坤、吴兆麟的名字？这，不能不让人心生悲凉。

　　辛亥革命为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们搭建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可是，当剧终人散之后，我们还记得那一幕幕精彩的剧情吗？

　　辛亥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搭建起了一个广阔的、充满希望与悬念的舞台，很多人因此从幕后走向前台，其中既有胸怀鸿图大志之士，亦不乏野心家与投机分子。他们的表演，丰富了这个古老国度的政治内容，有的成为王侯，有的沦为败寇。然而，无论如何，他们都曾占据过中国宝贵的政治舞台，都曾认真地表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