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并非中国动乱的祸根(2)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二天上午，起义指挥者在湖北咨议局召集咨议局人员和士绅，商议成立军政府事宜，并于下午推举了各种职事人员，立宪派首领汤化龙被任命为总参议。其他如参谋部、民政部、交通部、外交部等也都纷纷成立，并于当晚开始办公。军政府即时作出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改称“中国”为“中华民国”等决议。革命军指挥部还及时制止了对旗人的杀戮行为。10月12日晨6时，武昌电讯恢复后，革命党人用黎元洪的名义促居正、黄兴、宋教仁等人来鄂，同时通电全国，告以武昌光复，请求同时响应。11月16日，军政府颁布了宋教仁代为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其中规定：人民一律平等；允许人民有各种民主、自由权利，如言论、出版、通讯、信教、居住、营业、保有财产、保有身体、保有家宅等；规定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对于政府组织、都督与议会的权限和职责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令。

　　《鄂州约法》奠定了中华民国的共和国体，为接下来的政治走向定下了一个基准，亦为以后的宪政民主之路打开了一扇大门。革命党领袖、立宪派元老、知识精英、士绅商人乃至旧官僚纷纷加入革命阵营，拥护共和政体，民主宪政成为不可阻挡的政治潮流。

　　有政治就有派别，有派别就少不了斗争。当革命取得初步胜利时，革命阵营发生了意见分歧或说权力相争。一些革命军领导包括宋教仁、居正等欲拥立黄兴为湘鄂大都督，以取代旧官僚黎元洪。10日晚起义的总指挥吴兆麟据理力争，力陈非常时期换帅造成军心不稳、列强不认、清廷离间等多项弊端，让提议者改变了初衷，为各种政治力量的继续合作打下了基础。随着组织全国临时政府步伐的加快，政治派别内部之间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当黎元洪敦请各省都督代表来汉召开联合会的电报因通讯受阻，没能及时到达之时，同盟会在上海向独立各省发出的在上海召开都督代表联合会的邀请却先行到达，以致出现了上海会议拥立黄兴为大元帅、武汉会议拥立黎元洪为大元帅的混乱局面。经由各省代表慎重研究，加上黄兴的谦让，这一争端得到了较好解决（选举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大元帅，但黄以孙中山即将回国不就任此职）。

　　为了尽快得到外国列强承认，巩固革命成果，各方人士展开了组建临时政府的工作。他们十分注重行事公正和程序民主，凡决定的人选，均经过“公推”；凡设定的文本决策均经过“决议”。都督代表联合会为国家选择了民主宪政制度，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形成了推翻满清政府、主张共和政体、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待满人等四项决议。同时承诺：如袁世凯能促使清帝退位，当推举为大总统。黄兴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也明确表态，如袁能积极迫使清帝退位，则民国统领非他莫属。这些人之所以一致同意把“革命果实拱手相让”，其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主共和制的实施。因为他们清楚，没有让步与妥协，一切都有可能不复存在：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他们也将无从表演。这是一群聪明的政治家和政客，他们虽热衷政治甚至迷恋权力，但大多数尚能遵守游戏规则，不愿做“山大王”，也不愿手上沾满无辜者的鲜血。即使是袁世凯，此时也不愿逆历史潮流而行，他选择了与革命党合作。

　　为了解决上海（革命党）与武汉（革命军）的权力之争，他们采取折中态度，选择南京作为临时首都，选举正在回国途中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同时也是为了震慑袁世凯，达到让清帝尽早退位的目的）。成功逼迫清帝退位后，南方革命党人及各政治势力很快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选举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由此，南北对抗宣告结束，民族矛盾得到遏制，清廷君臣得到了善待，中国政治走上了理性的道路。

　　当然，其间也发生了多起内讧：共进会领袖孙武居功自傲，与包括蒋翊武、刘公、张振武在内的多人发生矛盾，最终被共进会的老会员黄申芗等人赶出湖北。当一些人又要驱赶黎元洪之时，为大局计，蒋翊武发出“保全大局，不遭人忌”8个字通告全体社员，避免了事态的恶化。尽管如此，革命军内部却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导致后来起义功臣张振武被黎元洪借袁世凯之手杀害，让仇者快、亲者痛。同盟会与光复会这两个全国最大的革命组织，却为权力动起了刀子，不能不让人惋惜和心痛。

　　这期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对宋教仁的排斥和孤立。因为宋教仁力主黄兴替代黎元洪，加之光复会领袖章太炎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极力推举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等原因，致使各省代表对宋产生误会，以为宋是为谋一己私利，宋实行内阁制的主张被否决，也影响了之后的宪政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舆论界和刚刚成立的政党，亦为共和政体的确立作出了贡献。《民立报》发起的共和建设征文、拥护共和的社论，在各阶层引起强烈反响，也普及了宪政知识。刚刚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社会党、商界共和团、共和统一会等政党和民间团体，纷纷宣布拥护共和，并将维护共和政体写入章程，起到了团结民众、鼓舞土气的作用。

　　回首那场革命，我们还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