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章开沅期待更加多元化地研究辛亥革命(2)

        1980年代初期，海峡两岸的学者共同讨论辛亥革命还有些禁忌，美国华人学者便借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办年会之机，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参加。1982年4月，胡绳率赵复三、金冲及、李泽厚、李宗一、章开沅等前往芝加哥；台湾方面则派秦孝仪、张玉法、李云汉、张忠栋、林明德等人与会，规格颇高。酒席上，章开沅恰与秦孝仪同桌，秦孝仪问：“府上哪里？”章开沅说：“浙江吴兴。”秦孝仪连忙说：“贵地出人才，陈其美、陈立夫、戴季陶等都是国民党的高官。”章开沅问秦孝仪府上哪里？秦答：“湖南衡山。”章开沅也随口说：“贵省更出人才，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两人相对莞尔。十一年以后，章开沅赴台访问，与秦孝仪在台北重逢，秦以“芝加哥老战友”称章，颇有不打不相识之意。

        1985－1991年，章开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致力推动辛亥革命的研究。每逢十年的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章开沅都热心邀请中国台湾、日本、美国的学者到武汉来共同探讨。1990－1993年，章开沅历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1993 年9月至1994年1月，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研究教授，1994年2月任“中研院”近史所访问学人。1995年1月至7月，任香港中文大学第14届 “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并进行合作研究。章开沅对海外的辛亥革命研究了解颇深，他说：“海外的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80年代还持续一定人数，之后就慢慢冷落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人。现在中国研究的人也减少了，因为有学术分工的问题。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文革’结束以后，因为我们发现外面的研究做得很好，就奋起直追，发展很快。反过来，我们的研究又引起别人的关注，就相互交流。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也很少研究辛亥革命的了，就是1991年还比较热闹，当时我正巧在美国，也受到了邀请。现在一年不如一年。”

        如今百年将至，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又呈大热之势。“辛亥革命的影响很大，从去年开始，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都提前举办了。像日本、马来西亚、中国台湾都举办过了。但从学术研究来讲，真正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人比过去少了很多。”章开沅介绍，“台湾去年就表示过了，他们是做虚数的纪念， 所以提前一年庆祝。这个作用点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可能把辛亥革命当国庆，所以在2011年才做百年纪念。但是，现在的台湾与过去不一样，陈水扁做了很多破坏，像贬低孙中山、国民党的作用。马英九上台后，情况好了一点，但已经元气大伤，因为真正重视的是国民党的老一辈，现在年轻一代不是特别重视。”

        章开沅形容辛亥革命研究的草创时期是“童年时代”，后来的研究不断深入，现在研究的条件比过去更好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已经有一支很好的研究队伍。现在强调年轻化，不是说队伍不行，而是说队伍的兴趣转移了，他们不研究辛亥革命了。如果他们要研究的话，肯定可以比过去做得更多。但是我们中国学者的外语程度太差了，太少人能中外兼通了，所以我们不能自满。我们的成绩主要还是用中文资料做研究，真正运用外国的档案、外国的著作，那还差得很远。现在马上可以预期，今年有很多很好的论文和著作会出版，也会有很多史料出版。百年纪念会有促进作用，会重新唤起民众的兴趣，继续努力吧。”

        章开沅的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并主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等。研究了这么多年，章开沅认为辛亥革命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他相信“三民主义”的关键是人民当家作主、以民为本的观念：“台湾很早就意识到‘人民最大，民生第一’。他们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垮台，跑到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民不支持，所以他们这么多年都是在做这些工作。虽然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是这种觉悟他们早就有了。而过去我们共产党的威信太高了，就很自信，所以很多事情也不是做得那么恰当，现在也有觉悟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当然不是完全的民生主义，但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两条：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我们现在的垄断资本已经不得了：权贵垄断、权钱结合。现在有很多批评，所以过去提的节制资本，现在是不是也要节制了？节制资本不是说不发展，但是不能将发展的好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形成贫富悬殊。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就是针对西方的贫富悬殊而提出来的。农民问题就更大了，现在大批的农民都失掉土地。城市化已经走样了，我们需要的城市化不是这样的城市化，不是用剥夺农民的土地来实现城市化。我认为三民主义没有过时，不是说可以照搬，也不是说孙中山有灵丹妙药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孙中山的思想、追求、真诚现在还是应该发扬的。当前的民生问题、人民的幸福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也希望通过辛亥百年能够让大家更加重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章开沅尤其关注辛亥革命中提出的“民主”问题。他认为孙中山的设计不一定都好，但是确实体现了制衡的问题。而联系到当今现实，章开沅认为：“真正作为民主的程序，民主法治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关必须过，否则问题解决不了。没有人民的自觉，没有广大人民的参与、监督，不能从根本上、制度上解决腐败问题。我一直强调纪念辛亥革命不能流于形式，不能光是热烈的庆典，投入多少钱，建多少标志性的建筑。应该通过庆典深刻地反思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是怎么走 过来的，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思考。这条路是辛亥革命开启的，以后经过多少曲折，现在取得骄人的成绩，这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是在完成前人未完成的事业，但是我们要完成得更好。现在确实在发展的路上潜藏着很多危机，这是不用慧眼就可以看出的。这个坎能不能过，就要看政府和老百姓的大智大勇。”

        对于百年纪念，章开沅觉得要以“平常心”看待：“不要一阵风、一阵热，过了庆典就不谈了，就像很多官员一样，去年就过早地热起来了，反正博物馆也盖起来了，纪念碑也立起来了，都算他的政绩了。我相信明年就不理会这个事情了。但是通过这个庆典，我们该反思：怎么改进自己的工作，已经过去一百年了，还有未来一百年呢？这条路应该怎么走法呢？”

　　辛亥百年后，“未来一百年”更是章开沅今天深思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