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对海外洪门的动员（上）(2)

　　20世纪到来之前，海外洪门并没有表现出与晚清政府之间有任何敌对，相反，他们在维护政府统治方面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南洋的诸多洪门大佬都以能与清政府搭上关系为荣，他们中有不少人通过捐赠，具有了清朝的官衔。有资可证的捐官鬻爵者包括郑景贵、陈亚炎、叶致英、叶观盛、许武安、郑智勇等等。郑景贵曾捐得州同衔，并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期间，曾向清政府捐献了10万元巨款。[5] 他不仅给自己，而且给他的祖宗三代都捐了二品官衔。[6]霹雳义兴会首领陈亚炎的捐官记录至今未得，但颜清湟先生在南洋发现了他穿着清朝官服、戴着官帽的照片，表明他也曾向清朝政府捐官鬻爵。[7]吉隆坡海山会首领叶致英在1888年广东惠州发生水灾时慷慨解囊，捐款5000元，广东巡抚还特意向中央政府推荐，请求赐予他一面褒奖匾额。叶观盛于1889年山东发生水灾时应邀帮助清政府代表团开展鬻官运动，结果取得很大收获。[8]据新加坡1889年2月13日《叻报》报载，1888年，中国安徽省发生水灾，清政府即通过驻新加坡领事在南洋发起赈捐，不少洪门领袖都捐巨款赈救中国灾民，从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请给奖及清政府颁赠匾额予以嘉奖的名单来看，洪门首领郑景贵、叶观盛、叶致英等的捐款额应该不会少。清政府颁赠的匾额计有：郑景贵———“以仁存心”;吉隆坡叶观盛———“造福无涯”、叶致英———“慈祥普被”。因为郑景贵在历次赈灾捐款中都表现出色，清政府还诰封他为“资政大夫赏戴花翎分巡兵补道”。[9]除郑景贵外，吉隆坡海山会首领叶亚来也因多次捐献巨款而被诰封为“例授通仪大夫”。[10]泰国洪门首领———“二丰哥”郑智勇曾向清朝大批捐赠而受到清政府嘉奖，被封赠“荣禄大夫”的头衔。他将自己在曼谷的中式大宅命名为“大夫第”，该牌匾直到孙中山到泰国动员其支持革命时仍还悬挂着。

　　海外洪门会员不仅常向清政府示好，而且对同时在海外活动的保皇党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及其门徒纷纷避走海外。他们不仅口头上宣扬要保护大清皇帝，而且成立保救大清皇帝公司，邀请洪门人士入股，无论是在争取洪门会员入会还是在争取洪门会员入股方面都取得了比孙中山更为骄人的成绩。究其原因，保皇党在海外，特别是在美国首先就获得了洪门的支持。梁启超于1899年赴檀香山后，不久便由邓玉钦大佬作主盟人，钟水养(1904年，也是这个钟水养介绍孙中山加入洪门)作介绍人，在国安会馆加入洪门。随后，欧榘甲、徐勤、梁启田等也“先后投身致公堂”。[11]保皇会首领康有为是否加入洪门尚无确凿证据，然而，他在美国、加拿大、南洋创立保皇会后，洪门人士之列名其中者，大不乏人，而且经济上也得到了洪门人士的大力支持，孙中山在1903年12月写给黄宗仰的一封信中说：“闻(保皇党)在金山各地已检(敛)财百余万”，[12]旧金山洪门致公堂创办的报纸机关报《大同日报》也由保皇党人欧榘甲主持。

　　二、革命派动员海外洪门的三个阶段

　    从现有史料来看，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可以说是被革命党人动员起来的。民国成立前，孙中山从事革命近17年，其中有16年是在海外宣传革命，动员华侨出钱出力，所以，一部华侨革命史就是一部孙中山对华侨的动员史。

　    辛亥革命前，华侨约有六、七百万人，主要分布在南洋的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亚、越南、缅甸、菲律滨等地，其次分布在美洲，其他各地如澳洲、欧洲、非洲等也略有一些，但为数尚少。[12]当时的海外洪门不仅是海外华人获取庇护与寻求援助的对象，也是海外华人之间的一个重要沟通渠道，时常扮演着仲裁人的角色，因此，华人半数以上是洪门成员，如“海峡殖民地和各个土邦的华人人口60%以上是秘密会党的成员，其余40%也都处在秘密会党的影响之下”，[13]而美洲华侨约有25万人，参加洪门的不下20万，80%的华侨参加了致公堂，加拿大华侨挂名堂籍者也占全体人数十之八九。动员海外华人，首先就需要动员海外洪门。笔者以为，革命派对海外洪门的动员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兴中会时期，即自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开始，到同盟会建立时结束。在这一阶段里，革命的主要活动地集中在香港、日本和檀香山，尽管孙中山也曾到美洲和欧洲宣传革命，但动员几无所获，绝大多数时候的革命宣传都受到华侨的抵制和嘲笑。吴相湘教授说：“兴中会时期，孙先生并没有得到檀岛或美洲地区洪门会员的资助。”[14]

　　1894年6月，在澳门行医多年的孙中山因为对时事及国家前途的关注而上书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希望清政府实施自上而下的改良，结果并未获接见，其主张也未被理睬。备受打击的孙中山在游历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之后便返回他生活了多年的檀香山，并于当年11月创立了兴中会，准备以革命的方式来挽救濒临危亡的国家。然而，当他向华侨宣传革命思想时，听闻者或视其为大逆不道，或视其为癫狂，唯恐避之不及。他也曾向致公堂会员极力劝导，促使他们与内地革命党联合，共举大事，然“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虽“舌敝唇焦，均难收效”，[15]结果，“居檀数月，苦心孤诣，仅得同志数十人。”[16]广州起义虽有尤列、谢瓒泰、郑士良、陆皓东、杨衢云、陈少等号称会党中人参加，但也仅有这几个而已，且至今没有资料证明他们隶属于任何洪门团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香港1897年才割让给英国，1895年的香港洪门组织也不能作为海外洪门的一部分。而檀香山的洪门中人，愿意出钱相助的，只有邓荫南与孙中山胞兄孙德彰二人，其余尚有亲友数十人仅仅是对革命不表示反对。

　　及至广州起义失败，诸多革命党人遭通缉，纷纷避难海外，日本成为革命党人的首选之地。在日本，革命党人想动员旅日华侨支持革命行动，可绝大多数日本华侨均视他们为大逆不道之徒，不愿跟革命扯上关系，但也不愿得罪他们，往往以“有心无力”来敷衍，连孙中山去檀香山的路费也是跟冯镜如和冯紫珊兄弟俩借的。[17]在日本受到打击后，孙中山再返檀岛宣讲革命和筹集革命经费，但情况并不比一年前好。一些原来并不反对革命的华侨闻知广州起义失败，顿时灰心丧气。“居檀多月，诸同志皆无以应之。”[18]孙中山觉得久留檀岛无大可为，便决计赴美，因为那里的华侨比檀岛多得多。其他同志则继续在日本宣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