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对海外洪门的动员（上）(3)

　　1896年6月，孙中山前往美国旧金山，然后横越大陆，经芝加哥抵纽约。不料，“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19]孙中山了解到致公堂在美国华社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更是反复宣讲洪门当初确立的“反清复明”的宗旨，以激发华侨的革命志气，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20]他从美国的西岸跑东岸，想组织“兴中会”，可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他希望筹募革命经费，却一文未筹到。

　　之后，经历了伦敦蒙难的孙中山先是在英国潜心研读，然后经加拿大返回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策划和支持国内的多次起义，但均未获得海外洪门的多少支持。值得深思的是，其间因戊戌变法失败避走日本的保皇党人利用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打下的基础，争取到了诸多洪门人士的支持，甚至在南洋和美国这些革命党尚无法立足的地方也相继成立了保皇会，旧金山、纽约、芝加哥、沙加缅度各地参加保皇会的人多属致公堂会员。

　　然而，此后的事实证明，已然成为洪门领袖之一的孙中山也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他与他的追随者在檀香山成立“中华革命军”组织，并发行1元和10元两种军需债券”，[21]但只筹到2000元，于是他把目光转向美国本土。1904年4月28号抵达美国的孙中山，在稍事休整后就开始发表公开演说，一边宣讲反清革命，一面向当地侨胞推销其在檀香山印就的革命军需债券。由于响应者甚少，孙中山便向设在旧金山的致公总堂建议，举行全美洪门会员总注册，并表示愿亲往各地对洪门会众进行革命宣传。这一主张得到大佬黄三德赞同，于是孙中山为致公堂重订了新章程，规定所有洪门会员需重新向洪门注册，“各埠堂友当年例捐经费，每人一元”，“现在举行注册，每人收银一元，为开办新章经费”，“各埠自后新进堂友，每人须缴堂底银二元，注册银一元，归入大埠公堂”。孙中山认为，15万多的美洲洪门会员，光注册费和年例也可收到30万以上，此外还可收到一些赞助。

　　新章程于5月20日修订完毕，孙中山与黄三德5月24日便开始了他们的筹款之旅，二人在美国各地劝导洪门会员注册的同时也宣传洪门反清复明的历史。他们先后造访了沙加缅度(二埠，Sacramento)、尾利允(Marysvill)、柯花(Oroville)、高老砂(Coluse)、裴士那(Fresno今译弗雷斯诺)、北架斐(Bakersfield贝克斯菲尔德)、洛杉矶(Los Angeles)、山爹咕(San Diego，圣地牙哥)、厘化西(Riverside，里沃赛德)、山班连拿(San Bernardino，帕萨迪诺)、力连(Redlands)、斐匿(Phoenix，菲尼克斯，凤凰城)、孖李级巴(Maricopa)、祖笋(Tucson，图森)、纽约、新奥尔良(New Orleans、圣路易斯、匹兹堡、华盛顿、费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Belti-more)、乞佛(Hartford，哈特福德)、波士顿、榄问顿(Providence，普罗维登斯)。[22]“每到一处，总理必集众演说，而黄三德亦必开台拜会。”[23]然而，二人历时半年，周游了大半个美国，却一无所获。首先是各地洪门对于会员注册一事毫不热心，往往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以应付孙中山和黄三德，愿意捐款支持革命的人就更少，总数不超过10人。万般无奈之下，孙中山想去欧洲，动员那里的华侨支持革命，却连前往欧洲的盘缠都没有，只好开口向邀请他的欧洲华人留学生开口要旅费。由此可见，1905年之前，美洲洪门对革命二字豪无好感，不仅洪门组织对中国革命没兴趣，洪门会员也不愿与革命者走得太近。

　　第二阶段为同盟会时期。这一阶段以孙中山结识南洋具有革命意识的洪门人士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邓泽如等为标志，在同盟会分裂前的近4年时间里，孙中山将筹款和革命宣传的重心从美洲转到了南洋，在南洋各地建立了同盟会分会，并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的起义活动。可以说，没有南洋洪门人士的支持，就没有1907-1908年间西南边陲的6次起义。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尤列、杨衢云等来到南洋活动，经过近10年的经营，却并不成气候，洪门中人只有陈楚楠、林受之、张永福及其外甥林义顺等对革命产生了热情。他们先后组织了几次小小的革命活动，如1901年组织了政治小团体———“小桃源俱乐部”，以聚会讨论国内时局;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他们又以小桃源俱乐部的名义致电英驻上海领事，请他援引第三国有权保护政治犯的国际条例，拒绝清朝的引渡要求，还集资翻印了邹容的《革命军》2万多册，散发给各界爱国志士；[24]1904年，他们在新加坡福建街21号办起了革命报纸———《图南日报》，公开宣传以革命推翻清朝。然而，革命并没有得到南洋洪门会员的认同，革命者被视为大逆不道，无父无君、无法无天，一些财雄势大的中上层人物合谋要挤垮陈楚楠、张永福的商行，最后“竟弄到亲戚见诟，朋友绝交”的境地，革命活动难以为继。恰在此时，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离欧东返日本，于1905年6月路过新加坡，尤列便介绍孙中山与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会见。

　　经过与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的交谈，孙中山又看到了革命的曙光。船刚离开新加坡，孙中山便写信给陈楚楠，以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星洲(新加坡旧称———引者)一会，欣慰生平，惜为时匆匆，不能畅叙一切为憾。弟今不停西贡，直往日本，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今日时机已熟，若再不发，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也。”[25]

　　到达日本后，孙中山一方面积极推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同盟会，一方面则信守承诺，着手动员在日本留学的南洋华侨，希望他们能说服家人，以配合革命者在南洋的筹款行动。1905年9月30日致函陈楚楠说：“在吾党中之留学生，有比宁(penang，即槟榔屿———引者注)、咥华(此为海峡殖民地某地，具体待考———原注)等地之富家子弟者，今有数人不日拟回南洋商之其父兄，请出大资财以助革命者。此事亦甚有望，如此则革命之举不日可再起矣。”[26]

　　1906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加之同盟会内讧，孙中山便把未来从事革命的新据点定在了南洋，同年4月便建立了新加坡分会。此后，孙中山和新加坡同盟会的负责人陈楚楠、张永福及其他领导人等奔波于南洋的马来亚、越南、泰国、缅甸、印尼、菲律宾等地，先后在吉隆坡、槟城、怡保、马六甲、太平、英荒、瓜劳、卑那、麻坡、西贡、堤岸、河内、海防、南圻、暹罗建立起同盟会分会和外围组织100多个，为接下来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