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会党工作述略(3)

辛亥革命网 2013-09-22 00:00 来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邵雍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陶成章是光复会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革命事业中,联络会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陶的会党工作,光复会就不可能有现

  同年10月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后,仍坚持抓紧联络帮会的工作。陶成章与光复会主要发起人之一龚宝铨为了推进革命事业“终身在野,数岁之间,提皮包,蹑草履,行浙东诸县,一日或八九十里,交其豪俊,数濒危难……相与维持,故光复会势日盛”。陶成章在浙东联络会党时,运发了《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新湖南》以及敖嘉熊编的《新山歌》、魏兰编的《孔夫子之心肝》等书籍,购买赠送《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报纸,努力在浙东会党中传播革命思想。

  陶成章联络会党的工作是光复会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些创造具有鲜明的特色。一个特色是与非光复会同志合作进行。光复会成立后,原爱国学社社员敖嘉熊(浙江平湖人,寄居嘉兴)在《苏报》案后,也回到浙江,在温州、台州、宁波等地游历,结交当地会党。敖嘉熊后来回到嘉兴就倡建温台处会馆,作为江、浙、皖三省交界处会党的联络中心。魏兰和陶成章先后前往,分别担任会馆的总理和执事员。敖嘉熊还准备创立“祖宗教”,作为联系会党的手段。蔡元培曾邀约敷嘉熊加入光复会,敖嘉熊表示可以“有事相助”,但不愿参加光复会。温台处会馆一直搞到1905年5月,因敖嘉熊家遭变故,经费无从维持,才无形解散。敖嘉熊回到家乡,魏兰远走爪哇。陶成章、龚宝铨从嘉兴到绍兴,协助徐锡麟筹办大通学堂。“于是,绍兴不仅成为光复会本部的活动中心,并且也成为浙东会党的联络中心。”[6](P356)

  陶成章联络会党的另一个特色是利用学校作为基地。1904年陶成章曾经在云和先志学堂任教习,以校为基地,开展联络会党的活动。1905年初陶成章向刚加入光复会的徐锡麟介绍了浙江会党的情况及运动会党的重要性。在陶的影响下,徐于同年二三月间前往嵊县、诸暨、义乌、东阳、缙云等地,访问并结识了一些帮会首领,在联络帮会的过程中徐锡麟看到了浙江哥老会的一些弱点。他认为“浙省会党知识浅暗,非加以教练,以兵法部勤,不能为用”,打算在家乡绍兴东浦附近大通桥畔筹建学校。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与此事,陶成章本人亲自去杭州学务处递禀立案,还邀集吕熊祥等人前来协助。1905年9月大通学堂在绍兴创办,成为浙东帮会的联络、训练中心。大通学堂规约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按照这一规定,先后进校学习的帮会骨干和其他有志青年600余人全部成了光复会会员。现在名单中有确切姓名可查的就有63名,在大通学堂任教的老师参加光复会的也有17名,另有总理、庶务、监学等办学人员7人入会。(注:参见《光复会党人录》,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是“国内第一所训练会党头目、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1](P237)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更是招金、处、绍三府帮会首领数十人进校学兵,动员了百余名会党青年骨干到绍兴大通学堂的体育专修科训练。后又将各路帮会编为“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军,总称光复军,由竺绍康、张恭、王金发等人分任分统。《光复会党人录》中明确列入了龙华会首领和骨干沈荣卿、张恭等8人、白布会首领濮振声、双龙会首领和骨干王金宝、阙麟书等4人、伏虎会首领王锡桐、平阳党首领竺绍康、王金发、青帮首领余孟庭、夏竹林、杭辛斋等25人、洪帮头目张伯岐、释月空以及清洪帮首领刘福彪。这样大通学堂成了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的中心,“遂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矣”[3](P28)。

  陶成章联络会党的第三个特色是不仅联络洪帮,而且还联络青帮。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他们都曾经注意吸纳洪帮人士参加他们的事业,为己所用。这是因为洪帮有反清复明的宗旨和反清起事的传统。但陶成章的高明之处是同样重视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反清传统,倒是曾经为清朝运送漕粮效力的青帮。在他的影响下,青帮首领余孟庭、夏竹林成了辛亥革命期间直接对抗清朝军队的一支武装力量(注: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37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这在全国范围内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也是极为罕见的。陶成章在为余孟庭、夏竹林等人立传时称赞“余孟庭军行所过,除残去暴,固一仁义之师也”,而夏竹林等人也是“世之英雄”。[3](P74)他们在青帮原先并不光彩的历史上写下了珍贵的一页。至于联络各教,尚未见具体材料,只有章乃毂、鞠僧甫《民国浙江参谋陶公焕卿传》提及陶成章“内地与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头目内相接纳,一见倾心”[7](P352),无具体时间、地点,且为孤证,故不讨论。

  四

  浙江自1907年光复会皖浙起义失败后,光复会活动进入低潮。陶成章后来的工作重点已经不在浙江甚至不在中国本土了,同盟会在浙江会党中的影响逐渐增强。但是陶成章在浙江会党中的巨大影响依然存在。这集中表现在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交通总长后,浙江全党积极拥戴陶成章继任。会党首领沈荣卿宣称,陶成章“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决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惨不可逆料”(注:《民立报》1912年1月14日。)。章太炎在为陶成章活动时强调:“此次下江光复,微李燮和上海不举,微朱介入南京不下,而我浙之力,得于敢死队者甚多,是皆焕卿平日经营联合之力。且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抚助。鄙意若令代理浙事,得诸公全力以慰,必为吾浙之福。”[8](P545)所有这些并非无根之谈,过誉之词。不料,浙江方面拥陶的舆论引起了同盟会上海负责人、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忌恨。陈其美对陶成章在浙江各界包括帮会的威望极为不悦,1月14日他派蒋介石、王竹卿在上海将陶刺死,以至陶成章壮志未酬,抱恨终身,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与会党的联络竟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的。他的死激化了革命阵营内部(包括部分会党)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引起了人们不安、困惑与混乱。这一整个革命阵营的重大损失,在日后的政治斗争中一再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徐和雍,等.浙江近代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陶成章.浙案纪略[A].资料丛刊·辛亥革命(3)[C].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陶成章.陶成章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的活动[A].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Z].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

  [6]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1卷[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7] 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8] 章炳麟.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Z].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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