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视角：辛亥革命世界意义新认知(2)

        1924年6月，越南革命青年范鸿泰在广州用炸弹暗杀法驻印度支那总督梅兰，失败后投江殉国，此事在国际上引起震动。法国政府向中国抗议，要中国政府就收容凶手一事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广东政府严词拒绝，孙中山发表声明：“余未闻有越南人，即使有人，亦皆好人，无一凶手。”[13](p149)这种坚定的支持，令越南革命者感激涕零。广州人民不顾法国当局的干涉，将其遗体安葬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对面的二望岗，并立墓碑，刻有《越南范烈士墓记》。1925年孙中山逝世，越南举国哀痛，潘佩珠悲戚不已，写下挽联：“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卓有真神贻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14](p432)

        2.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对越南的影响。

        孙中山的事业和与越南人民结下的友谊，使他在越南人民心中赢得巨大声望，也使越南人民对其抱有极大的期望。辛亥革命的胜利，使越南人民欢欣鼓舞，越南河内有许多人家悬挂孙中山先生的像，如同对自己的革命领袖和民族英雄一样崇拜，他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并把越南革命的前途寄托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上。[15](p240)越南的革命党人更加振奋，他们在维新运动被镇压后的革命处于低潮时看到了新的希望，潘佩珠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后，非常兴奋，他在《自传》中描述当时的心情时写道：“喜猎故态，又怦怦然心动。”[12](p357)《狱中书》写道：“今闻中华革命军兴，大不胜铜鸣钟应之感。”[16]潘当时在泰国，立即写了《联亚刍言》一书，阐明了亚洲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败西方帝国主义的道理，而且希望能重返中国进行革命活动。笔者认为，潘的《联亚刍言》和后来孙发表的“大亚洲主义”的讲话是相通的。

        1912年初，潘佩珠又来到广州，其他越南革命者也“接踵于粤城”，两三个月内就达一百多人。[13](p143)广州成为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以潘佩珠为首的越南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又得以蓬勃发展，并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和广大中国人民的大力相助。1912年2月，潘佩珠召集维新会会员到中国广州召开会议，此次大会通过决议，取消维新会，成立越南光复会。该会规定其宗旨为：驱除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会员们选举阮疆柢为会长，潘佩珠为副会长，下设三个部：总务部、评议部、执行部。显然，越南光复会的宗旨和组织形式都仿照了中国同盟会。[17](p28)越南“越南光复会”，总部设在中国广东，中国革命党人苏少楼任其副总理，另外还有很多中国革命党人参加，为该会提供了人力支持，壮大了其力量。另外，中国革命党人和广州人民为越南光复会在广州的活动提供了各种条件。光复会活动的所有款项，皆赖热情之粤人捐赠。[13](p144)为推动越南革命的发展，在孙中山的关心和同盟会的支持下，1912年8月，中越革命者在广州共同组织了一个援越抗法的组织“振华兴亚会”，很快发展会员两百多人，其中有些人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和广州普通老百姓。该会提出：“振华兴亚，而第一发放之炮声，首在越南。”该会决定，在越南组织光复军，发动起义；在中国组织援越军“从边境突入，以策应内陆起义的光复军。”[13](p146)显然，越南革命者受中国“武昌首义、全国各省纷起响应”的辛亥革命战略模式的影响。越南光复会会员在国内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

        在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潘佩珠在中国通过蔡元培先生接触到苏俄使馆人员。在中国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影响下，潘认识到“现时代风潮，已经趋于世界革命之倾向”。他决心跟上形势，召开会议筹划将越南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其组织形式和章程内容都仿效中国国民党。再加上1924年6月越南革命志士范鸿泰的炸弹声，终于使潘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非以多数低阶级着手不为功，多数低阶级则工人与农民也”。[18](p252)1924年底，潘与胡志明接触，并接受胡的建议，准备进一步修改越南国民党章程，使越南国民党真正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不幸的是，1925年6月潘在上海被法国密探绑架，被押回越南，终身监禁，他没能亲自实现这一计划。

        3.“三民主义”对越南的影响。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思想，为越南革命者普遍接受并在越南全国迅速传播。孙中山逝世后，他的革命思想和事业仍给越南人民和爱国组织以极大的影响。越南国民党的前身南同书社成立于1926年，南同书社里的小资产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追随者。[7](p71)最先在南同书社编撰和出版的书刊就有《中华革命党首领——孙中山的生平和学说》。在序言中，编者写道：“我们编撰这本书是因为怀有一种崇拜英雄的心。英雄的灵魂未死，英雄的事业犹存，把英雄介绍给人们，让人们知道‘这样的英雄！英雄就是这样！’那是谁？那是谁？问四亿中国人，他们所有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是孙中山先生。”[10](p387-388)南通书社还计划编译和出版孙中山杰作的越文版本。但之后南同书社被法国殖民当局命令关闭，此计划没能实现。[7](p71)除南同书社外，当时一些报纸也刊登许多关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文章，特别是顺化出版的《民生报》从1927年11月底到1928年6月初连续54期刊登“孙文的三民主义”的越文版本。[7](p71)

        1927年，信仰三民主义的越南革命者终于在河内成立了“越南国民党”，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主张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法国殖民统治，进行世界革命，联合殖民地被压迫民族。[19](p142)1929年2月越南国民党业已修改的党章规定：“a、大力推进民族革命；b、建立一个直接的共和集团；c、帮助被压迫的各民族。安沛起义爆发前，越南国民党制定的最后行动纲领还清楚提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以及党的目的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20](p121-122)越南国民党的最后目的是：“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成立共和政府，实现民族自由权，为越南资本主义发展打通道路。”[7](p72)这些显然效仿了中国国民党的章程、宗旨和新三民主义。

        尽管胡志明生前未能有机会和孙中山见面，但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和革命思想却给胡志明以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从青年时期阮爱国——胡志明出国寻求救国道路，到后来领导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和国内建设，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