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评孙中山的文化观——与郭齐勇先生商榷(2)

　　此时的孙中山，一方面主张有选择、有批判、有创造地学习西方文化，一方面大力赞扬中国文化的精华，坚决主张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并不是什么“‘西化’趋向较为突出”。这里可以以孙中山1910年二三月间《与刘成禺的谈话》为证。他在这篇谈话中盛赞中国历史上的监察权和考试权，甚至对此二者有所美化(有过誉之词)。关于监察权，他说：“自唐虞赓歌飓以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行人采风之官，百二十国宝书之藏，所以立纲纪、通民情也。自兹以降，汉重御史大夫之制，唐重分司御史之职，宋有御史中丞、殿中丞。明清两代御史，官品虽小而权重内外，上自君相，下及微职，儆惕惶恐，不敢犯法。御史自有特权，受廷杖、受谴责在所不计，何等风节，何等气概!譬如美国弹劾权，付之立法上议院议决，上议院三分之二裁可，此等案件开国以来不过数起，他则付诸司法巡回裁判官之处理贪官污吏而已。英国弹劾亦在贵族、平民两院，关于皇室则在御前议政院，亦付诸立法也。如我中国，本历史习惯弹劾鼎立为五权之监察院，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此数千年制度可为世界进化之先觉。” [1](P444-445)关于考试权，他说：“中国历代考试制度不但合乎平民政治，且突过现代之民主政治。中国自世卿贵族门阀荐举制度推翻，唐宋历行考试，明清尤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朝为平民，一试得第，暮登台省;世家贵族所不能得，平民一举而得之。谓非民主国之人民极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美国考试均由学校教育付诸各省，中央不过设一教育局，管理整齐，故官吏非由考试，而由一党之推用;唯司法有终身保障。英国永久官吏制度，近乎中国之衙门书吏制度，非考试制度。唯唐宋以来，官吏均由考试出身。科场条例，任何权力不能干涉。一经派为主考学政，为君主所钦命，独立之权高于一切。官吏非由此出身，不能称正途。士子等莘莘向学，纳人才于兴奋，无奔竞，无缴[徼]幸。此酌古酌今，为吾国独有，而世界所无也。” [1](P445)他认为考试权、监察权是中国特有的产物，是“中国民族进化历史之特权”。他沉痛地说：“祖宗养成之特权，子孙不能用，反醉心于欧美，吾甚耻之!”[1](P444)

　　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年的孙中山，不但没有全盘西化的趋向(倾向)，而且恰恰是一个热爱祖国历史文化，并善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革命家。

　　二、晚年孙中山是否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趋向?

　　郭文认为：“孙中山这种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制度文明和道德精神中吸取可现代化因素的致思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复归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趋向。从根本上说，这是受文化民族主义的心态所驱使的。在西方近代制度文明和价值观念的移植过程中，出于拯救和重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目的，出于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军阀混战的困局中为中国未来寻找出路的目的，孙先生的民族主义情意结和保守主义情意结同步增长。” [2](P154)郭文的这个观点，大有商榷之处。

　　孙中山早年和早年以后至晚年，他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鲜明地反对走极端，即反对极端守旧排外，反对极端崇拜外国。在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他始终反对全盘西化，始终反对顽固保守(例如反对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总的来看，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无所谓“西化趋向突出”与“文化保守主义趋向”云云。

　　孙中山是与时俱进、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伟大革命家。他在学习、借鉴西方文化方面，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借鉴内容方面，前后有变化和发展，但变化和发展的轨迹并不是从“西化趋向突出”到“文化保守主义趋向”。

　　孙中山晚年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成熟，更具理性，但不能视之为“文化保守主义”。他认为学习外国必须保持国家民族独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l924年4月，他在演讲《三民主义》时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譬如电灯，无论在中国的什么房屋，都可以装设，都可以使用。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 [3](P763-764)

　　孙中山晚年对中国的传统道德也多有肯定，主张恢复传统道德。如他说：“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强盛的地位，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3](P679)他认为：“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因为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洲人，后来满州人也是被中国人同化。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3](P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