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训政设想(2)

　　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民国初建伊始对政治形势曾作过错误的估计，认为满清颠覆，中国即可进入宪政时代，实行西式民主政治、两党轮流竞争执政，反对一党独裁。其时，孙中山就中国仿行西式政党政治在各种场合发表了颇多言论，主张中国政党之间应展开竞争，一党在朝主政，一党在野监督。他说：“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它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地位。假使本党实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至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之责任”，力促“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后政治始有进步”。但他的主张不为袁世凯为首的专制势力所容，理想信念一再受挫，所谓政党之争最终无可挽回地沦落为兵戎相见之境地。随之孙中山兵败亡命日本，这时挫折感让他深刻体会到两党制在中国之不可行，而代以“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给苦苦寻求中国革命成功之路的孙中山提供了一个“一党专政”的成功范例，不过，孙中山对俄共体制并不感兴趣，只对苏俄的党治和军治体制颇感兴趣，因此孙中山主张的“以俄为师”，学习俄国并不是学习苏维埃制度，更不是学习共产主义，只学习俄国人的“一党专政”制度，学习俄国人的党军制度。在《孙文越飞宣言》中，孙中山把拒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维埃体制，作为“以俄为师”的前提。“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但“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模范，因此在国民党的改组过程中，主要是学习苏俄的“办党经验”、“建军经验”。所以这时其训政设想“以党训政”意图更加明显，认为“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又明确宣称“党在国上”，“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可见孙中山之“以党训政”乃是让革命党人对民众进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和政治训练，启迪民众的民主意识，训导人民的自治能力。

　　另外，他又从哲学角度解释这种政治规训的合理性，他把人群分为三种：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革命党是先知先觉者，人民大众则被看作是不知不觉者。认为不知不觉者“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正是从这一哲学观出发，孙中山建立起了“以党训政”这一政治学说。民众是“婴儿”，党是“母亲”与“保姆”。国民党有责任以“母亲”、“保姆”身份“训导”、开化民众，才能为国家进入未来的民主宪政阶段培植基础。他说“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即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在“训政”时期，先知先觉的国民党代替人民行使国家管理权力，即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以治理国家，同时训练后知后觉的人民学会使用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人民控制与管理的权力。“党治”与“训政”的想法与主张就这样形成长时段艰难联姻。

　　因此，孙中山训政设想是以国民党为主导开发民智，对国民政治文化及公民道德素质进行形塑，目标是建立宪政政体。不过，其间夹杂一个难以逃避的两难之论：一方面，孙中山训政思想来源于近代西方，他希望通过国民革命建立一个从英美移植而来的，由三权分立演化为五权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但是另一方面国民党又是一个以苏联共产党为组织模型克隆出的俄国化党组织，已泛起“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三位一体、强组织力独裁政党雏形。其训政设想在此两者之间不免形成内在紧张性。

　　俞祖华在其相关文章中也指出孙中山训政设想的“以党训政”特色，但并未深入探究其内在不同，不过其认为“孙中山的‘训政’说不仅没有为国民党政权以‘训政’为名的一党专政提供合法性的依据，而且起到了唤起民众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动员作用”，笔者颇为赞同。

　　外在缺失：忽视制度创制对宪政文化之涵养

　　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戊戌维新时期，“制度决定论” 非常泛滥。“当时人们重视政治的建制即结构，而对政治文化却较少注意”。孙中山提出三阶段“革命程序论”防止革命急于求成，同时提出训政设想兼顾双重使命，表明孙中山已注意到宪政制度对公民政治文化的依赖，某种程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孙中山说“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如“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所以其打比方言“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然入塾必要良师益友以教之，而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训政之时期，所以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也，非此则必流于乱也”。说明孙中山已注意到宪政民主制度对宪政政治文化、公民文化的依赖问题。谢红星说：“宪政制度的构建，决非是无条件的，罔顾本国既有文化背景，简单移植某些异质文化下生成的制度，其结果无非是要么该制度根本无法实施而成为空中楼阁，要么在该国的文化背景下成为某些人点缀其专制统治之实的美丽外衣，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宪政制度与公民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孙中山并未全面觉察到制度创制与文化生成之间的合理关系。孙中山训政设想只看到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等诸方面的条件对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却没有看到制度对于文化生成的重要性。制度的创制仰赖于一定的文化底蕴，文化的生成一样难逃制度的精心构造。不顾文化底蕴的制度移植与创设，肯定难言达到实际功效，如没有与制度创新同步进行的文化宣教，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相当深厚的国家，只会被民众当成拾人牙慧、无甚影响之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