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研究

　　本文对“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间概念的界定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截止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自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开放“报禁”“言禁”后，民间自办报刊数量逐年增长。到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报刊数量进一步显著增加，而且出版地域从沿海、开放地区、大城市扩展到内地，乃至边疆偏远地区，国人第二次办报高潮出现。这一时期，国内新闻界思想活跃，言论开放，各种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纷纷以办报为武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抢夺舆论阵地，大有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气势。通过他们的宣传及论战，国内原来只知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的知识分子眼界大开，普通民众的思想也得到了启蒙。在这中间，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新闻思想。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有专章论述。书中将当时的新闻思想划分为两大派别——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并在“辛亥革命时期新闻理论与业务的发展”一节中对二者的新闻思想分别做了归纳，指出二者的思想源泉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办报主张在实质上是相同的。但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主张更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与斗争性，因而成为主流。

　　资产阶级改良派有较多的报刊实践，创办报刊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主要方式。梁启超是他们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界，乃至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严复、谭嗣同等人对改良派的新闻思想也有很大贡献。国内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近代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的研究中，关于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研究是最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对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做了总结，将梁启超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书中指出，梁启超认为报刊是社会的“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报刊的两大天职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梁启超对新闻业务改革进行过系统论述。此外，梁启超还提出全面的舆论观，归纳了办好报刊的四条标准，并论述了报刊“浸润”和“煽动”的宣传方法。

　　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研究，则以对孙中山新闻思想的研究居多。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中，追溯了孙中山新闻思想的哲学和政治学发端及其发展演变轨迹。作者指出，孙中山对报刊的认识最初是来自启蒙思想，甚至受到严复、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基本上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而他后来被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党报思想”，则是在他领导“党报”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形成系统并逐渐严密起来的。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一书中指出，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是处在上升阶段的新兴阶级，办报是他们宣传政治主张、领导民主革命的重要手段。孙中山积极支持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并对革命派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在《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一文中，孙中山明确表达了他对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视：“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革命派的新闻实践主要是围绕着革命斗争开展的，他们明确表示办报的目的就是为了革命，因而其新闻思想也是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活动及新闻思想

　　（一）改良派的报刊活动。早在1895年，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接着又在上海创办了《强学报》，它们可以看作是我国政党报刊的肇始。1896年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是维新变法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改良派报刊。接着，改良派又相继创办了《知新报》、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了《湘学报》，加上谭嗣同的《湘报》、严复的《国闻报》等等，各地相继创办了数十家报刊，这些报刊成为改良派在全国各地的舆论阵地，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出现。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是维新派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报刊，1891年1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1902年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由梁启超主持，仿效西方大型综合刊物，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无所不包，其宗旨是培养民德、开发民智、造就新民。在国内，主要的改良派报刊有1904年在上海创刊的《时报》，以及1902年由英华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近代白话报刊最早也是由改良派创办，虽然只有五种（《演义白话报》《平湖白话报》《无锡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1]，但是这些白话报刊面向下层群众，打破了文言文对主流信息传播的垄断，扩大了变法运动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尝试，日后也被证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改良派的新闻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早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就已经趋于成熟，并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主流。康有为在推行维新变法时，就已经对舆论的重要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他认为清政府要重视对民意的掌握，应设立专门的舆论采集机构；对于报纸的功能，康有为用“匡不逮、达民隐、鉴敌情、知新政”十二个字做出了精辟而又全面的归纳。严复早年曾赴英国，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思想影响很大。回国后，他走上变法维新的道路，开办新式学堂、创办宣传维新思想的报纸，是他救国图强的主要实践。在《〈国闻报〉缘起》中，严复将报纸的功能总结为“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通上下之情”实际上指的是在国家内部建立一个通畅的信息交换机制，但是中国不能做一个“遗世独立”的孤岛，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与各国并立之国”，因此应该“以通外情为急”。[2]了解了外国的情况，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并从中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做法，以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谭嗣同指出，报纸是“开民智、兴民权”的重要手段，通过办报，可以直接向民众宣传民权思想；对于报纸的功能，谭嗣同认为报纸应为“民史”“民口”，即报纸要报道民众的活动，并且要反映民意，成为人民的喉舌。梁启超是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新闻思想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有了更全面、更直观的接触，加之不断的办报实践，他的新闻思想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总结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